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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柏林國際電影節博客
為此我們要把目光轉向2019年柏林國際電影節

《少年黑手黨》
《少年黑手黨》 | © Palomar 2018

    反抗、離別,金色光芒:這些都是即便你不去現場,也可以對今年的這場盛會津津樂道的話題。

作者: 烏拉·布倫納(Ula Brunner)

    讓人略感傷感的是,今年的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是迪特·考斯裡克(Dieter Kosslick)主持的最後一屆電影節了。自2001年起,這位風趣健談、充滿魅力的施瓦本人就一直領導著這個最重要的德國電影盛會。2019年5月,考斯裡克的時代就將完全結束,而這些年來,他把柏林國際電影節打造成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盛典。之後,柏林國際電影節將首次在兩位領導者共同引領下繼續前進:義大利人卡爾羅·卡特瑞恩(Carlo Chatrian)將擔任藝術總監——此前,他負責洛迦諾(Locarno)電影節,而來自荷蘭的瑪麗埃特·裡森貝克(Mariette Rissenbeek)將履行商業總監的職責。

期待:這場競賽將帶來什麼

     早在去年,人們就已經開始熱烈地討論,即將到來的換帥將會帶來哪些新的策展風格和組織管理方式。對於目前電影節的主要批評集中在:這當中劃分了太多的單元、而每個單元又缺乏鮮明的特色;競賽品質的下降。同時,正是由於流媒體服務在這些年的發展,使得影視業的競爭日益激烈,從而也促使電影節轉換視角。美國流媒體巨頭網飛(Netflix)作為共同出資方,參與制作、發行了伊莎貝爾·科賽特(Isabel Coixet)的參賽作品《伊莉莎與瑪瑟拉》(Elisa y Marcela ),而這一事實已經率先反映了流媒體為電影節帶來的新的刺激。卡爾羅·卡特瑞恩會為柏林國際電影節帶來新的光芒嗎?到目前為止,這位內斂的義大利人對於他的2020年電影節計畫隻字不提。那麼,現在仍然是考斯裡克的集會:2019年2月,將有17部入圍影片參加對金熊獎和銀熊獎的角逐。這場競賽將類型電影、嚴肅影片和充滿嘗試意味的敘事電影融合起來,從而深度探索隱私、自主權、家庭和社會的邊界。

贏家:昔日金光閃耀的地方

     今年,來自好萊塢紅地毯上的美國本土作品並不多,只有零星的美國電影偶爾閃爍著光芒。不過,許多核心導演應邀參加了本年度的電影節,這其中有一些曾經是柏林金熊獎的得主。張藝謀在1981年憑藉《紅高粱》成為第一位問鼎柏林國際電影節的中國導演,並且因此在他的家鄉引來了熱議。他最新製作的影片《一秒鐘》講述了一位電影迷與一位流浪女子之間的遭遇。《圖雅的婚事》使得王全安在2007年成為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的勝利者,今年他的新片——《恐龍蛋》再次入圍此次電影節的競賽單元,這部影片同樣以內蒙古人的愛情故事為題材。王小帥的《地久天長》是角逐金熊獎的第三部中國影片。入圍主競賽單元的一部德國參賽作品也出自於一位元前金熊獎得主——法提赫·阿金(Fatih Akin),15年前,他的《勇往直前》( Gegen die Wand)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這一次,他帶來的《金手套》(Der goldene Handschuh )是一部較為陰鬱的恐怖驚悚片,主人公是漢堡職業連環殺手弗裡茨·洪卡(Fritz Honka)。

家庭:究竟為什麼重要?

     對於每個個體和整個社會而言,家庭意味著什麼?這場競賽以不同方式闡釋著這個問題。在安格拉·夏娜萊克(Angela Schanelec)執導的德語影片《我當時在家,但……》(Ich war zu Hause, aber ) 中,一位13歲的少年從其父母家出走,長達一個星期渺無蹤跡。土耳其導演埃敏·阿爾柏(Emin Alper)的《三姐妹的故事》(Kız Kardeşler )則講述了因為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來自安納托利亞中部地區的姐妹三人被寄養到不同人家的故事。作為此次電影節開幕影片的丹麥電影《陌生人的善意》(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由羅勒·莎菲(Lone Scherfig)執導,影片展現了一些生活在紐約的流浪漢,在某種類似替代家庭的地方找到了家一般的溫暖、安全。而在克勞迪歐·吉瓦內斯(Claudio Giovannesi)製作的《少年黑手黨》(La paranza dei bambini )中,那些那不勒斯(Neapolitan )青少年用他們的幫派替代家庭。根據羅貝托·薩維亞諾(Roberto Saviano)的一部暢銷書改編的電影也是以一群十幾歲的青少年為主人公,他們在執行其老闆分派的任務的過程中,害怕和恐懼感不斷蔓延。在刻畫黑手黨的紀實小說《蛾摩拉》(Gomorrha )出版之後,薩維亞諾就一直生活在員警的庇護下,不過,這次他也將做客柏林國際電影節——當然,是在極其嚴格的安保措施之下。

反抗:反性侵運動#METOO之所以一直經久不衰的原因

     在電影世界,處於創造活動關鍵位置上的往往是男性,這一點也同樣體現在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歷史中。在過去的68屆電影節中,女性只獲得了六次金熊獎,最近一次的獲獎者是執導《禁身接觸》(Touch Me Not)的羅馬尼亞女導演阿狄娜·潘提琳(Adina Pintilie)。而參加今年柏林國際電影節女性導演的作品同樣不及總影片的三分之一。不過,經過電影節評審委員會挑選而入圍競賽單元影片的數量,卻大大改善了這項有關性別的統計資料:一共有17部影片入選主競賽單元,這其中有七部出自女性導演之手。而且德國參賽作品諾拉·芬沙伊德(Nora Fingscheidt)的首次登臺之作《系統破壞者》(Systemsprenger),憑藉德國電視二台(ZDF)的導演資助項目,可能會使女性在故事片領域獲得與男性勢均力敵的地位;這部影片以一位無法適應周遭環境的兒童為主角。這很不錯,繼續前進吧。

前景:每屆電影節展示了哪些預兆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我們回過頭看上一年度的柏林國際電影節時會發現,此次電影節是對平等要求的綱領性的回應。在以“自主性:女性電影製作人的視角”(Selbstbestimmt. Perspektiven von Filmemacherinnen)為主題的單元中,人們回顧了自1968年到1999年德國女性導演的作品。無論是尤塔·布呂克納(Jutta Brückner),還是烏拉·斯托克爾(Ula Stöckl),在多部題材迥異的作品中,她們同樣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和各有特色的電影語言。而且2018年的慶典活動和終身成就金熊獎——獲得這一殊榮的是優秀非凡、被廣為崇拜的女演員夏洛特·蘭普林(Charlotte Rampling)——都是獻給女性的。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將以羅勒·莎菲執導的影片拉開慶典的序幕,而且擔任陪審團主席的著名女演員茱麗葉·比諾什(Juliette Binoche)將與其他頒獎嘉賓共同頒發金熊獎和銀熊獎。當然,一次慶典活動絕不足以令性別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完全消失。但是,它可以展示這樣的徵兆。考斯裡克的最後一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就在這樣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