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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裡受訪者的反客為主
互動式的戲劇性重建?

Reconstruction Utoya
Reconstruction Utoya | © Henrik Bohn Ipsen

作者: 陳韻華

互動式重新建構指的是用現在的眼光、充滿自我反思地讓參與者重新建構、演繹過去事件的情景。在紀錄片裡運用得法的話,是可以開啟更加坦誠的對話、揭示那些被隱藏得很深的過往的,因為在重建的過程中,當初的經歷、選擇和行為,都可以用一種全新的、局外人的眼光重新審視。並非追求高度仿真,反而因為明知是建構、賦予受訪者主動性,而翻轉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二者之間的角色,多了一層自我指涉性(self-reflexivity)。於是我們觀看的不只是過去事件的重現,而是這些人如何看待、重現過去、他們的記憶選擇性地留下了什麼、他們重看過去時有什麼感受、是否有所牽悔。也許可以說,Joshua Oppenheimer的《The Act of Killing》在2012年上映之後的成功與爭議,加速了很多“重建系”紀錄片的製作。這部電影讓1960年在印尼虐待殺害共產黨員的人們,重新用他們喜歡的美國電影風格演繹他們當年做的事情,他們強烈自我英雄化的呈現讓人從背脊涼了上來。入選2017年柏林影展電影大觀的《Ghost Hunting》則是從相反的觀點,以“被壓迫者的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讓之前被關押在耶路撒冷的Moskobiya訊問中心裡的人在依照原比例重建的大廳裡,重新演出他們記憶中訊問的過程、監獄的細節和所受的屈辱。

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也有一部完全以互動式戲劇重建為框架的電影:《Reconstructing Utoya》,這是這一年來繼Erik Poppe的U: July 22和Paul Greengrass的22 July之後,第三部關於Utoya真實槍擊慘案的電影。這三部電影視角迥異,Erik Poppe單從女孩的第一人稱觀點出發,Paul Greengrass以上帝視角再現事件,而Carl Javér的《Reconstructing Utoya》則邀請當年島上的四位倖存者,根據記憶,在黑色帷幕圍出的劇場空間裡,用白色膠帶在黑色地板上貼出空間標記,然後像是“導演”一樣指導一群青少年飾演自己和身邊人們的角色,重新演繹當時他們面對槍手到處屠殺、倉皇逃命的經歷,整個過程中現場隨時有心理醫師待命。

這三部電影各有各的問題,不過我覺得《Reconstructing Utoya》使用這種互動式重新建構手法是更值得商榷的。首先,這裡所重建、傳達的純粹是倖存者面臨槍手逼近的恐懼,而沒有恐懼之外其他面向的思考,比如《The Act of Killing》除了殺戮本身,也詰問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人性中的惡,以及我們如何面對沒有和解過的歷史問題。更讓人難受的是,《Reconstructing Utoya》並非由倖存者建構過往,而是一群與事件完全無關的青少年,這樣的安排落入一種強行置入情緒的“表演性”,表演者的同情同理心是無庸置疑的,可是當他們像“演員”一樣在鏡頭前進行角色扮演,或者被特寫鏡頭捕捉到臉部表情的反應,都傳遞出導演刻意讓電影更加戲劇化、更煽情的斧鑿痕跡。

尤其,當導演在編排上刻意隱瞞一些細節,只為了營造懸念和製造驚喜,然後大量地使用手持攝影機拍攝參與者的特寫,我們看到這群青少年在戲劇重建的過程中想像與表演出如果自己身處其中時感覺到的恐懼,他們時而落淚,時而因為知道倖存者的親友沒事而歡欣,而我們作為觀者,看著導演為了電影的渲染效果而操縱參與者和觀者的情緒反應,從頭到尾都有一種身為導演共犯的罪惡感,在這場消費人間慘事、消費恐懼情緒的電影中,坐立不安。電影在結尾還試圖用幾個大大的集體擁抱,營造出一切都沒事了的假象,掩蓋掉關於社會議題的討論和更負責任的思考維度。

《Talking about Trees》 《Talking about Trees》 | © Agat Films & Cie

Suhaib Gasmelbari的《Talking about Trees》裡也有一小部分的互動式戲劇性重建,是幾個老導演們自發地緬懷當年拍片的情景。這部紀錄片裡,七、八十來歲的四個蘇丹老導演們聚在一起,他們都是蘇丹電影小組(Sudanese Film Group)的成員,包括Suleiman Ibrahim、Manar Al Hilo、Altayeb Mahdi,和拍攝過Hunting Party的Ibrahim Shaddad。他們年輕的時候在俄羅斯、東德和埃及的電影學院留學,經歷流亡海外的波折之後,想一起著手準備整修舊電影院。

《Talking about Trees》 《Talking about Trees》 | © Agat Films & Cie

老導演們興高采烈地準備著,他們事必躬親,自己粉刷打掃、印刷海報、在足球場進行電影市場調查、沿街宣傳,放映過程中白色布幕往上回彈,他們就手動把布幕再拉下來。有時候電影院裡來了一隻綁著紅巾的駱駝,在放映舞台的前面慢悠悠地跺步。幾個老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歡聲笑語不斷,他們常常自嘲,也開著周圍清真寺大喇叭的玩笑。停電的時候他們打電話請電信局搶修,電信局說他們排在第175號,他們大笑著說等到明天興許變成200號、或者變成5號了呢。

有些話題就比較難一笑置之,譬如談論到藝術家在蘇丹的處境和他們之前遭受的折磨的時候。在一個夜晚裡,他們從外面扛了一個大燈到陽台上,老導演蜷曲成圓筒狀的左手成了攝影機,右手轉動著想像中的膠卷,一起重建了當年一起拍片的一景。這些老藝術家們在現實中真的要拍片總是處處受限,之前拍的電影也被好幾個蘇丹政府都禁止上映,只好用“重建”來自娛自樂,他們的重建不只重新演繹過往,更是反射當今蘇丹政治、社會、宗教強加的種種禁錮。他們也在狹小廁所裡戲劇性重建了當年在監獄囚室裡,水滴一滴一滴慢慢落在頭頂上,把人逼到瘋狂邊緣的場景。他們不“重建”什麼過往回憶的時候,幾個夜間鏡頭裡唯一的燈光是他們手中的手電筒,一派秉燭夜遊的的暢快,而白天強烈日光下的電影院裡,幾排東倒西歪的鐵長椅、幾個斑駁的鐵柵欄,都是傾頹的美感,他們總是樂呵呵的勇往直前,一顰一笑既心酸又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