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与《再見 南屏晚鐘》導演相梓的訪談

《再見 南屏晚鐘》
© Acorn Studio

相梓的首部劇情長片《再見 南屏晚鐘》有著精準細膩的影像設計,一方面毫不閃躲地直面幾個中國社會裡常常難以啟齒的議題,例如同性戀假結婚、因為種種理由無法出櫃的LGBT、邪教信仰、相互依賴又相互傷害的親子關係,另一方面又隱隱透露出痛苦撕裂背後的溫暖和理解,用一種很難得的黑色悲喜劇風格,交織出多維度的中國式家庭、中國式情感、中國式無效溝通。
 

作者: 陳韻華

電影裡,旅居美國多年的黃筱萸和她的法國先生本傑明回到中國探親、待產,她的父親母親已經失和了很長時間,母親沈迷邪教,而父親是無法出櫃的男同志。成年筱萸對於家庭難解的情結與倒敘裡的過往時光交替融合,她與童年筱萸對話的同時,也試圖理解父母過去長期積累的怨懟和不甘。“和解”二字,說起來容易,裡面卻是多少割肉刮骨的艱難,才能讓《再見 南屏晚鐘》裡的每個小細節都真摯誠懇地讓人同情共感。
《再見 南屏晚鐘》 © Acorn Studio 我們有幸與導演相梓暢聊一個多小時,以下是訪談內容。

是什麼契機讓你毅然開拍自己的首部劇情長片?

相梓:這要從一個失敗的故事說起。在美國紐約電影學院畢業了之後,就跟我先生José結婚,然後搬到西班牙去住。我們第一個小孩是在北京生的,因為我非常想念中國的食物。接下來就在中國當一部網劇的執行導演,到了現場頭幾天才發現連水都沒有,給工作人員的盒飯也不夠,而且導演不太知道自己要什麼,每個角度的鏡頭都想要,所以時間戰線就拉很長,有一天拍了20小時,之後睡不到六小時之後又拍了一個22小時。導演後來因為對一個道具不滿,竟然就走了,所以後來我也就不幹了。當時就決定寫一個自己的劇本,我先生也很支持我。我在兩個禮拜內寫完了這個劇本,之後一直反覆修改,寫了21個版本。
《再見 南屏晚鐘》 © Acorn Studio 這是在你心裡醞釀很多年的故事嗎?

對,我2016年年底就寫了一個大綱,投了幾個創投,但是他們都沒回覆我,我也沒拿到任何基金、投資,後來我就自己籌錢去拍攝,跟親戚朋友借了一些錢,然後把積蓄拿出來。主演娜仁花老師和南吉老師都非常喜歡這個劇本,他們都拿很少的酬勞來幫忙演出,也有很多我研究生時期的同學來幫我,都拿很少的錢,所有在成本方面控制地比較好。

你的電影裡也提到跨文化婚姻,可以談一下在美國、中國和西班牙各地工作時的跨文化體驗嗎?

雖然2006年在北京拿的是經濟學的學士學位,不過大三的時候就接觸到獨立電影圈子,2009年9月就去北京宋庄栗憲庭電影學院學習了一個月的獨立電影製作,之後用九個月的時間完成短片,我在這時候接觸到很多優秀的獨立電影人,包括王宏偉老師、應亮老師、楊瑾老師,我也學會怎麼在第一部電影裡控制成本,用很少的錢完成一部電影。大學畢業以後我就申請了紐約電影學院,我當時就是想要學怎麼樣更專業、更具體地拍片,不太需要念太多理論或電影史方面的東西。2011年1月1日去了紐約,那天下了大雪。很多文化差異反而是回到國內之後才發生的,是逆向的文化差異,回國之後覺得不太適應。在美國的時候,我記住的中國是非常美好的,因為當時是一個學生的狀態,還沒有出社會,待在象牙塔裡面,覺得很多事情很美好,就是感覺世界充滿愛的感覺。反而在國外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再回去,這時候接觸社會了,會發現記憶裡那些美好的東西不是那麼真實。
《再見 南屏晚鐘》 © Acorn Studio 很多電影的小細節其實都是從你非常個人的經驗裡出發的?

對,尤其是關於邪教的這個問題,我本人有很多感悟。我十歲的時候我媽媽信邪教,當時98年,是法輪功的時候,我媽媽那邊所有的親戚都學這個。我當時就跟很多表哥、表妹一起看錄像帶,因為母親、舅舅都在看這些,也要求妳跟他們一起看,然後還做一套操。98年前半年我拿春蕾杯全國作文競賽的一等獎,當時我就知道我對寫作還是有點天賦的,小時候就喜歡寫一些打油詩之類的。後半年就是發生法輪功的事情,政府開始管理的時候,我知道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他的父親有一天切腹,為了看裡面有沒有轉法輪。當時很小也沒什麼判斷能力,就開始發展到覺得如果你沒有聽李洪志的話就做得不對,就有點自虐的那種傾向。政府開始管理之後,大家就上交了書跟錄像帶。但是我母親性格上面比較容易被這種東西吸引,2014年的時候她開始信另一個邪教,包含我懷孕、坐月子的時候,還是一直有一些人來傳教,電影的東西其實就是我生活中的東西。現實生活中我會很著急地去跟警察說,是因為我幼年的時候就經歷過這些事情,這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很可怕的。我看到新的邪教又去荼毒年輕人的時候,覺得我作為一個公民,不能看著這樣下去,就去報警,警察後來去了他們的活動點,我母親回來就說你怎麼能去舉報人家呢,這是下地獄的果報,我們也有一些爭吵,邪教這部分完全是我自己的經驗。

很難得的是,你把邪教的部分拍得很喜劇化,或者刻意把電影與現實的距離拉開,例如在劇場舞台上拍開車的情景。是因為這個故事離你的生活靠得太近嗎?

對,因為我覺得現實生活中這讓我非常頭痛,如果在創作的過程中,也繼續弄成讓我頭痛的東西的話,我覺得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我想把電影弄得比較喜劇化一些。因為你怎麼樣過生活都是過生活,你將就著過一天是一天,講究著過一天也是一天,那不如就講究一點,不要去弄得太過於壓抑,太壓抑的生活也過得不舒服。生活中即使是你母親信邪教,還是有開心的事情,那麼就把開心的事情投射到不開心的事情當中就好了,也是一個舒緩的過程。那個邪教的光盤我也聽過,我也覺得很不合邏輯、很喜劇。

邪教的部分先開始構思,然後前後一些LGBT的框架才出來?

邪教的部分是比較重要的,因為這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我母親對這個特別入迷。同志的議題是因為我非常喜歡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我父親非常喜歡唱京劇旦角,是那種業餘的喜歡,唱旦角的時候就會比較女性化一點,我母親就不理解、不支持,會指責他、開他的玩笑、阻止他唱。我當時不理解為什麼,後來看了《霸王別姬》,特別喜歡,覺得不光是討論性別的話題、性取向的問題,也是一個公民與自由的問題:為什麼不能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其實很多都是社會環境造成的,所以我就把這部分也加進去,會比較藝術化一點吧。

因為你怎麼樣過生活都是過生活,你將就著過一天是一天,講究著過一天也是一天,那不如就講究一點,不要去弄得太過於壓抑,太壓抑的生活也過得不舒服。

自己獨立完成的電影,有很多創作自由性。同時有哪些地方因為資金的問題,覺得比較遺憾的?

聲音上面有一些遺憾,當時如果能夠多花一、兩萬塊錢找一個聲音老師的話,我可能現在成片的狀態會更好,後期可能可以花更少的錢。因為現場出現一些聲音的問題,我必須在後期去補錄,補錄的結果就和當時我指導的表演方向不太一樣。補錄的時候我在西班牙,快要生小孩了,而且歐盟的居住證過期了,沒辦法回國,不得已只好讓國內後期的聲音老師去錄音棚,我只能提前在紙上面寫出來,他們看著當時初剪的版本去還原。但是這種東西是難以複製的,最後只能妥協。還有就是教室那場,有兩個小女孩在講八卦,後來就找了巴賽隆納當地的小朋友來補錄,但是影片是北方的口音,巴賽隆納找到的小朋友家裡是南方人,說南方口音。最後跟整部片的北方口音就有點違和。

女性影人真的挺不容易的,可以談談妳的經歷嗎?

我聽過一個投資人講過一句話,他講的不光是電影行業,他說他絕對不會投資給女性創業者,涉及到結婚生子,可能會耽誤一些時間,女性可能會放更多時間精力在家庭生活上面。我覺得現在的社會環境下,女性總是不得已,因為很多機會都是先給男性,才會給女性,女性不得不承擔更多的家庭生活中的責任。我希望將來會更好,我自己有兩個女兒,希望以後會有更公平的環境。

我小時候父親母親就跟我說,你做為一個女孩子,要比別人付出多十倍的努力,才能得到跟別人一樣的機會。高中以前學習成績都很好,每次親戚朋友聚會,他們就說,女孩子小時候成績好不算什麼,等到學到更深的數學的時候,他們就跟不上了,再大一點就說,到社會上還不是男孩怎麼樣怎麼樣。這側面反應出社會對於女性成功的一種偏見,在你小的時候就給你一種壓力,有些人會接受這種暗示,像我比較擰,你說我不行我就非要做給你看,到長大後我就覺得,不給我投錢沒關係,那我就自己拿積蓄出來去拍這部片,倒要看看到底可不可以。

當時六月份要拍攝了,二月份發現又懷上了一個小孩,就是我的二女兒,很多朋友說,你還拍不拍?四個月大的肚子怎麼拍?我說就是要拍。有人說等一年再拍好不好,我說不行,懷孕只是大著肚子而已,一年後我要抱著小孩、餵著奶去拍,更慘,而且小孩哭起來就沒法錄音了。當時我就決定必須在現場實行十二小時工作制,不想超時要有基本的人權,要有水、要有飯。製片主任是當時在美國的同學,也在中國工作了很久,他說美國那一套在中國不行。只有一、兩天因為從北京南邊六環轉場到昌平那邊,中途車程很長,所以就超時了,我們端午節還放了半天假,另外有一天我產檢,上午沒拍戲。很多時候八小時就完成了、十小時就完成了,工作人員還有時間理髮,還可以吃宵夜,拍片之餘還是有自己的生活。我覺得開心才是創作,不想把大家弄到不開心。

拍攝完之後馬上要生小孩了,就去了西班牙。我們大女兒在北京出生,所以我們想去西班牙生二女兒,就在那裡做後期,正好是懷孕的後半程了,比較辛苦,做調色、聲音、剪輯的時候,因為他們不懂中文,所以我必須在那邊盯著。我十一月二十七日剖腹產,前三天還在忙聲音、剪輯,產後七天之後我又重新回到後期的工作室再做混音的工作,還抱著小女兒一邊餵著奶,她還不會很好地咬著乳頭,所以很疼,一邊疼一邊跟後期聲音、對話剪輯師和混音師一起工作。我跟他們說,在這一刻我意識到,我真的為這部電影盡了全力了。

可以談談電影的中文和英文標題(A Dog Barking at the Moon)嗎?

中文標題“再見 南屏晚鐘”是沒有辦法翻譯成英文的,因為那首歌裡面是有很多的含義的,比如催醒起我的相思夢啊,我匆匆走入森林中啊,森林一叢叢啊,只有樹搖風啊,這樣的標題只能換一個片名才能傳遞一部分的意思給外國觀眾,也是一個遺憾吧。我的英文標題是Jean Miró的一幅畫,裡面的狗在畫面右方,月亮也在畫面右方,可是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畫左是一個梯子,對我來說這幅畫表達的意思是溝通無效,狗可能想跟月亮溝通,可是月亮不想接受這個訊息,即使狗真的上了梯子離月亮更近一步,也不一定能夠達到溝通最大的效果,沒有人能夠真正完全理解另外一個人,溝通之中也會有宿命性的誤解,就像是片子裡面一樣。

現在很流行講原生家庭,很多時候,在你試圖解決原生家庭的問題的時候,會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所以電影也是某種程度上寫給母親的一封信?

有一部分是,但另一部分是關於自我的治癒,想把自己多年的心結解開,我也不知道我母親看到如果這個片子,能不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信仰邪教到底怎麼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或者我們不管怎麼溝通,她都不會放棄信仰邪教。另一個問題是,拍完了這個片子的時候,我以為是治癒了,可是其實是治標不治本,你只是治癒了你自己,可是新的東西又出現了。現在很流行講原生家庭,很多時候,在你試圖解決原生家庭的問題的時候,會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這時製片及攝影指導José Val Bal 加入)

José Val Bal:在我們合作過程中,因為我們是夫妻,非常了解彼此,而且在前期製作過程非常緊密地一起討論劇本,所以我們拍攝的時候可以很專注,並且很清楚知道鏡頭要放在哪裡、想要什麼樣的光。因為我很了解她,知道她會喜歡什麼,所以也可以決定一些燈光設計的細節。無錫的經歷讓我們離開了不適合的工作環境,讓我們頭腦更清醒,也讓我們特別注重經營工作環境,所以我們19天的工作天裡還騰出了放假的時間,每個人來工作都是開心的,他們也會主動幫我們考慮到一些問題。我自己身上有很多“本傑明”的影子,剛到北京五環的時候,是那裡唯一的外國人,什麼都不懂,有時候覺得人們看起來像在吵架,可是其實根本沒事,經歷了很多好玩的文化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