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三伏天》導演喬丹·席勒 電影癡與中國通:專訪《三伏天》導演約丹·席勒

《三伏天》
《三伏天》 | 導演:約丹·席勒 (Jordan Schiele)

《三伏天》是由紐約導演約丹·席勒(Jordan Schiele)新拍的中國電影,讓人印象非常深刻。在電影中廉價夜總會的舞者露露跟著男友白龍一起一路找尋消失的孩子。約丹·席勒真誠與我們分享他的多重身份認同,以及對於中國和中國電影的深沈情感。專訪在中英文交雜下進行,是一次跨文化交流的美好經驗。

為什麼你的中文說得這麼好?

  我在本科時期就開始學中文,然後離開美國到牛津大學密集學習漢語,也在那裡的東方學院學習古典中文。然後我搬到上海,在那裡住了一年。之後我去新加坡的電影學校上了三年學,也認識了很多說中文的朋友。再之後我就搬到北京去住了。我非常享受沉浸在中文的世界裡,也常常和中國的朋友玩在一起。有一年我在湖南過農曆新年,吃了百家飯,去了大概38家吃飯。在中國大家都很歡迎我進入他們的世界,我也真正愛上了這個國家。

這個關於年輕母親丟了孩子的故事靈感從何而來?

  這個故事的原型是幾個我在北京的朋友的故事,其中一部分靈感是來自於一個北漂朋友,她是個單親媽媽,年紀大概跟我差不多。她自己一個人帶著孩子做兩份工作,並且和她深愛的丈夫分隔兩地,這些都是深具人性而又艱苦的人生經驗,對這樣艱辛的處境情況我覺得我比她還難過上心。在中國有一種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深厚情感,我覺得非常有趣。在美國,把日子過好就是事業的發展和生活的穩定,所以有很多人跟家人之間情感疏離,不受家人支持。可是在中國,家庭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已經這麼現代化的今天,大家還會圍著餐桌,一起吃飯。另外,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我也是由女性一手帶大的,就是我的媽媽和姐姐,她們非常支持我,某種程度上我也很可以理解這種情境。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作為美國導演、拍攝中國電影的?

  這個問題很好,我並不僅僅把自己看作是個美國導演。我在中國也許一直都是個外國人,一部分是因為中文太難也太美,沒有辦法完全掌握。其實我作為紐約人的身份讓我接觸了非常多不同的文化。紐約不只是個美國城市,也是個世界城市。很多紐約人看待身份認同的方式很不一樣,因為我們周遭圍繞著世界各地來的人。雖然我從來沒有在紐約拍過電影,可是我在那裡吸收了很多元素,像是顏色、味道以及文化。在中國作為導演,我也繼續吸收各種不同元素。我曾經住在胡同裡,太喜歡那裡了。我的中國朋友常笑我,說我是鼓樓老外和雍和宮老外的類型,我很喜歡走出大雜院,然後聽周圍人們的聲音。那裡有太多生活風味,人們有太多故事,住在那裡是一生難忘的經驗。

  現在我的心是屬於中國的,雖然我還保有外來者的視角,對一些普通的事情還是感到很新奇,可是我身份認同中的一部分確實是中國的。沒有某種特定的身份認同就是我的身份認同,因为我想要在電影創作中常保真實和真心。

你的電影感覺並不像是非中國人所拍的,我覺得特別有趣的是你好像對中國的交通工具很著迷。在《三伏天》裡有各型各色的交通工具,從摩托車、拖板車、計程車,到火車和公車。

  太棒了,很高興你這麼說。其實還有更多交通工具,剪接的時候拿掉了!中國是個充滿活力的地方,這些交通工具也是原因之一。人們都一直都在移動。當然這不是部公路電影,可是母親這個角色必須使用各種方法和各種交通工具去尋找她的孩子。

你提到想要讓你的電影看起來很真實。你所說的真實是不是也表示你拍電影的時候腦海中想著中國的觀眾?

  有很多外國人在中國拍一些並不是給中國人看的電影。基本上我希望這是個世界性的故事,可以在各個地方發揮影響力。我相信電影以及任何藝術形態都是一種文化交流,希望我自己可以成為美國、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交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