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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城專欄:柏林
「鹽從來不分國界」

澤赫拉·齊拉克在她的房間里
澤赫拉·齊拉克在她的房間里 | © Yves Noir

造訪澤赫拉·齊拉克位於柏林舍恩貝格的家,這位來自土耳其的作家兼行為藝術家透露,她其實不屑與種族和國籍問題有任何瓜葛,更願意人們把她當作柏林人看待。在這個家,她與造型藝術家于爾根·瓦爾特並肩工作,在營造詩歌藝術意境方面取得了與之不相上下的成就。同時,她的作品始終致力於打破民族主義的藩籬,尤其是她與自己民族的關係。
 

作者: 塔妮亞·杜克斯(Tanja Dückers)

  鮮紅的外套及口紅:作家兼行為藝術家澤赫拉·齊拉克(Zehra Çırak)在自家廚房裡與我相對而坐,她坐姿端正,頗具威嚴。她的房間全部由黑白二色組成。澤赫拉·齊拉克喜歡這種強烈的對比。不過,這讓人感覺有點像迷失在維克多·瓦薩雷里(Victor Vasarely)的畫作中——像進入一個迷宮:漆黑的走廊在昏暗的燈光下不知通往何方。澤赫拉·齊拉克的丈夫于爾根·瓦爾特(Jürgen Walter)於2014年過世,他的造型作品就掛在牆上,或是站立在地板上。鳥頭仿製品警惕地打量著我們這些到訪者,迷你飛行器也瞄準了我們。毫無疑問,我們來到了一個既特別,同時又莊嚴而神秘的地方。

  1960年,澤赫拉·齊拉克出生在伊斯坦布爾。她年輕的父母在簽訂外國勞工招聘協議後,帶著年僅三歲的她來到德國。一家人很快就在卡爾斯魯厄落地生根。不久,土耳其對澤赫拉來說,就成了度假的國度。她的德語說得比土耳其語好,然而,父母那有朝一日能重歸故里的夙願,對這個成長中的女孩來說變得陌生。德國對她來說就是家鄉。就在這裡,在她18歲那年遇見了自己的真命天子——處事不拘一格的造型藝術家于爾根·瓦爾特,他顛覆了傳統意義的家庭觀念。“對我來說,藝術是全新的東西,並不是我成長的一部分。于爾根對我從事的文藝創作非常感興趣,並給了我前進的動力。”她回憶過去,目光緩緩放低了些。她的丈夫曾扮演著眾多角色,集丈夫、情人、伴侶、同伴、摯友、同事、戰友、啟蒙老師於一身。他們彼此形影不離三十多年,時至今日,失去他仍讓她感到十分痛苦。澤赫拉·齊拉克和于爾根·瓦爾特是一對模範藝術家夫妻,他們與大多數所謂的藝術家伴侶不同,女方不僅僅是靈感來源或是充當秘書的角色,而是彼此平等。

  1982年,這對年輕夫婦從卡爾斯魯厄搬到了柏林的舍恩貝格,搬進了這個家。更確切地說,這裡是他們共同的居所、工作室、檔案館,以及他們努力工作和享受愛情的魔幻王國。現在澤赫拉·齊拉克仍住在這裡,她把這裡稱為她在“柏林最喜歡的地方”。這個王國現在對公眾開放(聯繫方式見本文結尾)。搬到柏林後,于爾根·瓦爾特和澤赫拉·齊拉克的藝術創作進入了非常高產的時期。他們二人緊密合作,舉辦行為藝術和詩畫拼圖展,這些作品幾乎展出於全球各地。澤赫拉·齊拉克的詩歌或微型散文與他的造型作品和拼貼畫以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交流:有時,于爾根·瓦爾特會將她的幾行文字題在自己造型作品的底座上;有時,她會為他的展覽做“詩歌導賞”,並在不同作品前駐足朗讀自己與之相關的篇章。這些文字並不是解說性的,但是,在加入語言元素後,展品的價值得到昇華。于爾根·瓦爾特的造型作品和澤赫拉·齊拉克的微型詩歌都旨在表現天馬行空、怪誕、瘋狂的主題——它們以文字和畫面形式表達了最精彩直白的哲學幽默。澤赫拉·齊拉克喜歡簡明扼要、悖論的、荒誕不羈、出人意料的深意和文字遊戲。例如,在她的詩歌《一位女編劇和一名土耳其婦女的文字遊戲》中,幽默地諷刺了那些針對認同感的成見:“有時我是 / 我自己戲劇性的土耳其婦女”。就連“城市-國家-河流(Fluss)”也成為她表述德國當下緊迫現實問題的文字遊戲:“城市-國家-逃難(Flucht)”。

  幽默始終是澤赫拉·齊拉克和于爾根·瓦爾特之間的一道樞紐。由於德國人本身幽默感並不是很強,於是我不禁要問:“在您看來,土耳其式和德國式幽默是否有區別?”我以為她的回答會把德國人說得很不堪,但並非如此。澤赫拉·齊拉克堅定地搖了搖頭:“我的回答是:沒有區別。”然後,露出調皮的笑容,說:“肯定會有土耳其人說,土耳其人有一種特殊的幽默感,是德國人根本比不上的。土耳其人就愛這麼認為,覺得自己身上有別人不具備的特殊氣質。”

  這就要說到土耳其人的話題。為此,澤赫拉向我講述了她獲得第一項文學大獎的經歷:她在出版第一本詩集《飛行捕手》(Flugfänger)(1988)一年後,獲得了沙米索文學獎。當時,這個獎項是羅伯特·博世基金會頒發給“用德語寫作、卻不是以德語為母語的優秀作家”(現在則是:“頒發給用德語寫作、作品反映文化變遷的優秀作家”)。不過,為她致頒獎辭的時任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藝術家專案負責人兼詩人約阿希姆·薩托琉斯(Joachim Sartorius)卻指出:“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土耳其主題’所佔的比重非常小。”在她的詩歌和微型散文中試圖尋找反映土耳其傳統和影響的內容,將是徒勞。事實上,葡萄牙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ramago)和猶太裔德國女詩人希爾德·多敏(Hilde Domin)才是澤赫拉·齊拉克心目中的殿堂級人物。這時,澤赫拉·齊拉克端上一盤美味的土耳其沙律,並告訴我,最觸及她神經的往往是記者不厭其煩地問到關於她“移民背景”的問題:“作為土耳其後裔在德國生活的經歷,這方面我從來沒有寫過,也絕對不是我的創作主題,今後也不會是,這都是別人強加給我的。”她說著說著,歎了口氣。她不喜歡思考國家和民族這類問題。在一首詩裡,她用簡潔有力的句子回擊:“鹽從來不分國界”。

我既不偏愛土耳其文化,也不偏愛德國文化。我活著是為憧憬一種混合文化

 

  在《雙重國籍的寓意》(Doppelte Nationalitätsmoral)一詩中,她描寫了經常在他人身上發現的矛盾:“紅襪子上/新月裡繡著白五星/鞋子黑紅金三色 /有人覺得/這是熱腳踩進了冷鞋裡/對另一些人來說/不過是在鞋帶這麼長的一生中打了個雙結。”但對她而言,不僅僅有這兩種“鞋子”可供選擇:在出自選集《象背上的鳥》(Vogel auf dem Rücken eines Elefanten)的早期散文《文化認同感》(Kulturidentität)中,這位女詩人明確表示:“我既不偏愛土耳其文化,也不偏愛德國文化。我活著是為憧憬一種混合文化(…)。在理想情況下,我希望變成大象背上的一隻鳥,在印度風情中入睡,然後做一個土耳其夢,夢見博斯普魯斯海峽。”看著澤赫拉·齊拉克為我們的訪談專門準備的一桌菜餚,她又補充道:“在柏林的家裡,我又希望讓自己不斷地嘗到新月之國的味道。”

  現在,澤赫拉的態度更加明確了,尤其是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領導下,民族主義抬頭的當下:“我不覺得自己屬於土耳其民族——完全不覺得。也不屬於生活在德國的土耳其民族。我覺得自己屬於柏林,屬於德國,屬於歐洲。就是這樣。”澤赫拉·齊拉克看著別人的目光,透露出十分堅決的態度。在與我短暫的目光交流後,她稍稍停頓了一會,接著說道:“如果說要思考‘反思自己國家的歷史’這樣的問題,我想到的會是猶太人大屠殺,而不是凱末爾和鄂圖曼帝國。很多出身於土耳其的人覺得自己做不到,因為他們的根在土耳其。但是我認為,即使我們的根在別處,也可以‘融入’到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和過去。除了出生在土耳其,我跟那裡並沒有什麼其他關係。但是我要說:我對土耳其這個國家,要比對其他國家熟悉一些,因為我經常和父母去那裡玩,我們的親戚住在那裡,而且我也懂它的語言。”民族主義這個課題對澤赫拉·齊拉克十分重要,因為她作為作家會經常遇到“身份認同問題”。她又補充道:“這裡有很多土耳其出身的人,三十歲上下,大概可以當我的孩子。他們有的認為自己絕對屬於土耳其,哪怕他們這輩子去過土耳其的次數不超過三次!”她有些忿忿不平起來:“而這些人在這裡卻帶著土耳其星月標誌招搖過市!我覺得這種民族主義太可笑了。”

  她的目光在遠處停留了片刻,又談到了其他話題:她真正關心的,並且可以用到她的土耳其語的,是在學校開辦寫作班這件事。“我的學生中有80%都不是出生在德國。”澤赫拉·齊拉克點亮兩支蠟燭,端來一壺茶,告訴我說。她能夠迅速轉換到用土耳其語交流,這一點使她能夠更好地與那些“來自貧民區”的青少年相處。她說,只要“不是跟分數有關”,那些孩子就能發揮出驚人的想像力。之前,她曾開辦過一門為期四個月的寫作班,一共招收了十名學生,全部都是難民家庭的孩子。她說,這些孩子都對她敞開了心扉。她從孩子們身上瞭解到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們熟練掌握德語的程度,都令這位老師感到驚訝。去年秋天,這些孩子曾在“柏林劇團”登台表演,用德語朗誦她的詩歌作品。

  時候不早了。我們品嘗著土耳其甜品和一壺香味濃郁的茶。我眼睛的餘光看到于爾根·瓦爾特的一個鳥頭作品正友善地看著我們。這裡很漂亮,有著一種親切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