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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城專欄:柏林
「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安妮米·凡納克爾
安妮米·凡納克爾 | © Dorothea Tuch

HAU 劇院院長安妮米·凡納克爾接受了我們的專欄作家塔妮亞·杜克斯的採訪,講述自己數年來成功領導柏林這家最激動人心的劇院的經歷。兩人相約在氣氛閑適的劇院酒吧WAU會面。

作者: 塔妮亞·杜克斯

  HAU劇院(Hebbel am Ufer的簡稱)入口上方掛著一幅亮藍色的海報,上面寫著“現在正發生的,就是當代歷史的侵襲”(Was jetzt passiert, ist die totale Besetzung mit Gegenwart)。這句話出自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讀了之後,我精神為之一振,腳步也輕快了起來。很快我便來到WAU,它位於HAU第二場地的一樓。WAU的意思是“河畔酒館”(Wirtshaus am Ufer)。這裡坐落於蘭德維爾運河河畔,這條施普雷河的大名鼎鼎又臭名昭著的支流,貫穿柏林市區,並流經新克爾恩區(Neukölln)、十字山區(Kreuzberg)、蒂爾加滕區(Tiergarten)和夏洛滕堡區(Charlottenburg)。它的存在,使這座粗獷卻充滿強烈對比的城市又少了一些寧靜祥和的時刻。

  在HAU聯合劇院院長兼總經理安妮米·凡納克爾(Annemie Vanackere)來到之前,我還有時間靜靜感受這個特別的地方。WAU的顧客來自世界各地,但這裡並不像旅遊景點,而是更國際化。在這裡可以聽到多種語言。觀眾會在演出前後在這裡小聚片刻。這個城區周邊的居民也喜歡造訪這家酒吧,遇上天熱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坐在室外的木頭長椅上。屆時,提著塑膠袋的不修邊幅的鄰居、土耳其裔居民、白領律師,還有世界各地年輕的戲劇愛好者都會在WAU聚集。在這裡,柏林一貫稟承的世界大都會的定位似乎得到了體現——而在其他許多地方,這一定位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兌現。

  具體而言,這家高級劇院及其同樣時尚的酒吧相比到底有什麼特點呢?從2003年起,HAU成為了一家由三個舞台組成的聯合劇院:包括HAU 1、2、3,三者緊靠在一起。過去幾十年裡,在幾任院長的影響下,這家劇院無疑已發展成為歐洲最先進、最有趣的劇場之一。二戰前出生於柏林的妮樂·赫特林(Nele Hertling)是柏林舞蹈和戲劇界的名媛,她曾於1989至2003年領導原HAU劇院(即現在的HAU1)。在此之前,這座位於施特雷澤曼大街(Stresemannstraße)的華麗建築曾經空置十年之久,甚至有人提議要將其拆卸。妮樂·赫特林在劇院工作期間,包括在她創辦的“八月舞蹈節”的活動中,劇院都積極與一些開創性的包括編舞家和導演開展合作,例如Rosas/安妮·特蕾莎·德·基爾斯梅克(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楊·法布爾(Jan Fabre)、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勅使川原三郎、米夏埃爾·勞布(Michael Laub)等。她的繼任人馬蒂亞斯·利林塔爾(Matthias Lilienthal)同樣是土生土長的柏林人,他在開始擔任院長之初(2003/2004演出季)將三個舞台合併在一起,組成了今天的HAU黑貝爾聯合劇院。他為劇院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將劇院推到城市的中心,促進了公眾的參與,積極地對社會政治主題進行探討。在他領導下的HAU被認為是“吵鬧、活潑、刺耳”的,乃至於“亂成一團”。其他劇院的觀眾人數都在下降,而這裡卻不斷攀升,並且年輕觀眾越來越多。

  而現在輪到安妮米·凡納克爾登場了。這麼說是一語雙關:這位身材高大、引人注目的女士一跨進門,她表現出的真誠、聰慧和熱情就立即吸引了他人的目光。WAU有幾個人圍繞著她,畢竟她是這裡的老闆。她的出現再次表明,WAU成功地將員工飯堂和面向客人的咖啡館融合在一起。馬蒂亞斯·利林塔爾於2012/13演出季辭職後,安妮米·凡納克爾就跳槽到了HAU。她出生於比利時,後來遷居荷蘭。她在那裡曾擔任國際知名的大劇院鹿特丹劇院(Rotterdamse Schouwburg)的藝術總監:這家劇院沒有自己的劇團,她在其中成功創辦並領導了一個國際藝術節團隊和一個國際製作室。

  安妮米·凡納克爾認為,港口城市鹿特丹粗獷,和風景稱不上秀美,卻與風格同樣粗獷的柏林有一些共同點。這兩座城市都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和華沙不一樣,鹿特丹人和柏林人都決定放棄對摧毀建築的重建(當然柏林城市宮不能算在內),而是重新興建為未來服務的建築物。但是在安妮米·凡納克爾看來,兩者的一個重大區別在於,柏林的移民人數比較少。“我剛到柏林的時候,還以為來到了一座白人城市!”安妮米·凡納克爾坐在桌子另一頭,以一副驚訝的表情看著我。熟悉鹿特丹的人都知道,那裡有很多來自蘇利南、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摩洛哥和土耳其的“新荷蘭人”定居。但是她又說,自己很快就習慣了在柏林的生活,畢竟她以前就瞭解這座城市,並且一直關注柏林戲劇界的動態。工作立即就把她的生活填得滿滿當當。而且安妮米·凡納克爾自己也很想到這裡來,這座城市和HAU散發出的魅力以及它因循守舊的特點深深吸引了她。

  安妮米·凡納克爾說,在她的第一個演出季開始前,並沒有打算要在HAU掀起“革命”,那時她只是想換個重點。今天她仍然這麼想,這與她拒絕將自己的領導風格與馬蒂亞斯·利林塔爾明確區別開來、拒絕與之比較的決定一樣,都是明智的。也許這能夠解釋這家聯合劇院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任何一位新任院長都沒有在公開場合貶低其上一任,而是相反,經常對“之前”表示肯定。他們前赴後繼,明白劇院的成功需要以長遠的眼光深思熟慮,而不僅僅與自身的領導有關。而其他地方的新任院長往往會把前任全部推翻,想要給自己樹立一座豐碑。她說著說著,把一隻打火機放在桌上。打火機的顏色是HAU的標誌色,一種特別的亮藍色,上面有“女權主義”的字樣。“我把它送給您!”安妮米·凡納克爾朝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她屬於那種會讓你覺察到她其實一直同時在多個層面上思考問題的人,兼具幽默和嚴肅的氣質。“我們更多地是要順其自然。”她看著“女性主義”這幾個字嘟囔道。她說,戲劇界仍然存在明顯的男女不平等現象。擔任中層領導的以女性居多,但是作為院長,他們更喜歡選擇男性。特別是在德國存在這種比較罕見的個人崇拜,她覺得很奇怪。在德國,人們會在很大程度上把劇院的成功歸功於個人,也就是劇院院長,並稱讚他領導下的時代。但她認為事實上團隊才是最重要的。安妮米·凡納克爾介紹了很多關於她的團隊的事情。你會發現,這個人既懂得領導的藝術,又十分重視與他人開展合作。

  安妮米·凡納克爾還與國內外許多導演積極合作。有些導演和編舞家是她在鹿特丹劇院工作時就合作過的,包括梅格·斯圖亞特(Meg Stuart)、凱內爾·穆德盧佐(Kornél Mundruczo)、傑羅姆·貝爾(Jérôme Bel)、奧克拉荷馬大自然劇團(The Nature Theater of Oklahoma)等,如今她又把他們請到HAU參與創作。總體來看,在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比利時人領導下,劇院節目的國際化程度更高了。作為一家自由劇院,HAU與那些市立大劇院相比,分配到的國家預算支持很少。然而它卻能夠憑藉微薄的預算,每年推出超過60部作品,並開展大量相關活動——這樣的成就令人難以置信。身兼院長和總經理職位的安妮米·凡納克爾儘管對戲劇和劇院無比熱愛,但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一點難能可貴。“我喜歡數碼。”她冷靜地說。跟我一開始預想的不同,她指的並不是數碼的美感、作為圖形的美,而是指它代表的數值,也就是反映在賬本上的那些赤字或盈餘。

  “我們必須承認,文化應該是要花費的。討論門票是8歐元還是10歐元,的確很傷腦筋,但同時也十分重要。”但是她不能理解政府在財政分配上的不公平。柏林眾議院去年通過議案,同意從2016年起提高撥給HAU的預算,對此她感到十分高興。但她也想問,數十年來,那些獨立工作的戲劇和舞蹈家為藝術的發展一再注入了重要推動力,但為什麼國家體系給他們提供的資助仍然那麼少。她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

  她在工作中努力的方向之一是實現劇碼的重演。她希望,一些好的劇碼在首演結束後的一段短暫時間,仍能經常有機會上演。她並沒有因為“當代歷史的侵襲”這句話,而放棄以嶄新的眼光重新思考已故導演和作家的作品或文章的時效性。例如,在海納·穆勒藝術節上,一批年輕戲劇家,如Interrobang、andcompany & Co、達米恩·雷布蓋茨(Damien Rebgetz)、湯瑪斯·海瑟(Thomas Heise)、維特·施普倫格(Veit Sprenger)、女音樂人古德龍·古特(Gudrun Gut)等,都對海納·穆勒的作品進行了新的詮釋。

  劇院監事會決定將凡納克爾的任期延長至2022年,可見他們對她的工作非常滿意。那她是否想到在任期結束後回到荷蘭呢?安妮米·凡納克爾對這個問題並不是很感興趣。“我全身心地投入這裡的工作,正在思考秋季的彼得·魏斯(Peter Weiss)專案,這可是一件大事!目前我只能、也只想思考這麼多。”

  我問,在日常的工作場所之外,柏林是不是還有她特別想待的地方。安妮米·凡納克爾立刻有了答案:“有,我在舍嫩貝格住的那片區域。我住在維爾曼達姆大街靠近克萊斯特公園的那一側,我特別喜歡柏林的那塊地方!那個小角落非常有意思,容納了多元文化,我很喜歡住在那裡。每天我都從住所騎車來到位於十字山的HAU。”

  訪談結束後,我騎著自行車踏上安妮米·凡納克爾每天來回克萊斯特公園的必經路線,很快就找到了她所說的角落。這裡有一家標有碩大印地語文字的商店,叫做“印度、斯里蘭卡、非洲和亞洲食品店”。它左邊是意大利餐館Olio Sale Pepe,右邊則是出售東方貨品的Azzam超市。對面有一家經營“車和酒類”的店鋪。街角則是集食品和理髮服務於一身的“非洲風情屋”,出售各種非洲特產、化妝品和洗髮護髮用品,藉此招徠顧客。合適的生意上門後,除了要求做非洲玉米辮、雷鬼辮、髒辮、大波浪、麻花辮等髮型外,之後可能還會吃點香蕉咖喱飯、海棗香蕉麵包或者烏伽黎(玉米糊)之類。

  在這一點上柏林似乎有點鹿特丹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