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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城專欄: 北京
也許閉口不言勝過一次交談

吹萬在潮潮音樂節
吹萬在潮潮音樂節 | © 馬異婷 & 及健鵬

哈爾濱少年閆玉龍,懷揣對音樂的熱愛來到北京,遇到幾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年輕人,組成一支名為“吹萬”的搖滾樂隊。幾年以後,“新迷幻搖滾”的實驗風格為他們贏得前往世界各地巡演的機會,以及來自國內、美國和歐洲的讚譽。

作者: 張宗希

       第一次聽吹萬的現場,是2017年9月份在愚公移山。不同著裝風格和不同膚色的人,從城市的各個地方,陸續匯聚到二環內這家頗有名氣的Live House,演出時間比預期晚了近半小時,不少人站到門外聊天、抽煙。路燈下,樹影裡,一時煙霧嫋嫋。當晚是吹萬第三張專輯《熱帶從未有過的風景》巡演的首場。

       也許適逢周末,現場可謂“人氣爆棚”。後來閆玉龍談到,樂隊演出超過兩百場,最難忘的還是首次演出:2010年,五道口,D-22燥眠夜,同時也是他剛到北京時落腳的地方。

始於五道口D-22俱樂部

       2008年,閆玉龍來北京時剛剛高中畢業,“主要想做音樂”。“那時北京搖滾樂的環境,在某個程度上還挺吸引人的。現在網絡特別發達,在哪個城市無所謂,那時做音樂可能還是要來北京。”由是,這個自四歲多開始學習小提琴、高一開始接觸搖滾樂的少年家人,並不贊成,也沒有反對。來到北京後,閆玉龍最早接觸的是位於五道口的D-22俱樂部,那時D-22剛開始做一個實驗演出系列:燥眠夜。他和鼓手劉心宇就是在俱樂部的演出上認識的。   

       家在通州的劉心宇,那時已經從職業學校畢業,一邊在一家國有企業上班:修理北京地鐵的自動售票機,一邊做自己的樂隊。 “有一次我們樂隊演出的時候鼓手來不了,演出期間閆玉龍在台下看,他忽然就要了兩根鼓棒,直接就上去打,自從那天之後就認識了他。”在學校時劉心宇已經擁有自己的樂器,“最早是一把四弦的貝斯,後來才是結他。” 

       來自寧夏的吳瓊當時正在方莊的《音樂周刊》做記者,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卻並沒有選擇與其修讀的專業——生物專業相關的工作。這個大學時經常去看演出的女生,那會兒還不會彈貝斯。 “閆玉龍在豆瓣上發了一個帖子,說要找人組樂隊,我就給他發了一個豆郵,說想加入,但不會彈貝斯。他說可以試一下,相約下於是就認識了。”

       李子超那年才十四歲,還在貴陽讀初中,小時候學過一段手風琴,初中時接觸打鼓。三年後李子超來到北京,組過樂隊,陰差陽錯在餐廳當起廚師,他本來打算做服務員,但由於餐廳缺廚師,他就在廚房裡做起學徒,然後成為廚師,每個星期休息一天。“2012年吹萬的第一張專輯首發,當時還是我女朋友拉我去的,演完一個月不到,看見他們在網上說要找個鼓手”。

       如果沒有D-22俱樂部,或者說如果不是在北京,這幾個有著不同生活背景,對搖滾樂卻同樣熱衷的年輕人也許不會聚在一起,可能就不會形成日後的“吹萬”。在新街口附近的一個咖啡館,閆玉龍談起樂隊的情況。“現在覺得每件事情都跟以前的事情有關聯,開始時可能真的就是比較有勇氣。”通過D-22,閆玉龍很快進入搖滾樂的圈子,“那會兒應該是18歲,我在北京真正開始自己的音樂。”他和貝斯手吳瓊、結他手劉心宇、鼓手John Vincent Marrett是最早的組建者。2011年,Vincent回國,Josh Feola加入後又於2012年退出。隨後李子超加入,樂隊成員基本固定起來。“開始的時候樂隊成員都沒有什麼經驗。做樂隊基本上看重的不是基礎,而是其他東西。”

       D-22關閉後,位於地安門附近的XP小萍俱樂部延續了其氣質:一直對年輕人都很支持,吹萬在那裡獲得演出的機會,與比較有名氣的樂手、樂隊合作。

從《北京在下沉》到《亞細亞的孤兒》

       2015年,樂隊的第二張專輯《吹萬》發行,裡面有首歌:北京在下沉/四處都是火焰/放慢腳步走/去傾聽。這首歌放在兩年多後的這個北京寒冬,似乎有著某種出奇的對應:不論是大興聚福緣公寓失火、朝陽“三色”幼稚園虐童案以及“猥褻兒童”事件本身,還是由此引發關於社會政策或處理結果(例如短時間內清退租房者)的公眾輿論。

       作為主唱和填詞人,閆玉龍覺得,在北京生活,難免對樂隊創作的有所影響。 “假如你在北京,討論什麼是青春或者什麼是愛情,可能和你在哈爾濱或貴州,或者在其他國家或城市討論的,我覺得可能會有相似的部分,但是也會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有時候甚至完全是兩碼事。”又或者“你去巡演一個月或兩個月,觀察到不一樣的事物時,你的出發點,你的視角,還有你想法的語境,都已經是在北京。”很多事情,放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視角來看,就會很不一樣。

       其實不同城市的樂隊都各有其特點,就像石家莊之於“萬能青年旅店”。“要說北京的特點,會不太好總結,因為北京的樂隊數量在國內是最多的。”儘管他認為北京更寫實——並不是敘事性的,而是跟生活、跟城市的關聯,不見得具體到某一個事,但歌詞還會引起不少有北京生活經歷的人共鳴。

       在今年秋季發行的專輯,有首歌名為《亞細亞的孤兒》:不是七十年以前/不是三十年以前/不是今天/不是一朝一夕/亞細亞的孤兒/不是一朝一夕……閆玉龍在北京這麼多年迅速的變化中,吸取和得到的靈感,說到孤兒的概念,“假如從一個最基本的視角來講,我覺得就是國家,然後中國,可以作為一個亞細亞的孤兒。可能每個人都有理由覺得他是亞細亞的孤兒,以我個人為視角展開的話,就是在北京經歷的這些,還有在國外巡演的一些體會。……歷史總是一個循環,你會發現很多70年前的事情和30年前大同小異,有些事始終無法改變。”

       歌詞並未直接以北京為主題,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們在北京的感受與體驗,也隱含著政治性與時代變化對個人的影響。北京就是一個不停在變化之中的城市。“總體而言,我覺得從這種流動性上講,可能既很開放,又很殘酷。”北京也會吸收這些在北京來來往往的人的養分。“有的人來北京時的狀態,和他離開北京時的狀態都很不一樣,其實也是巨大的流動性帶來的,可能大家都想在這裡得到些什麼。”

每個人的“北京時間”

       第二次聽吹萬的現場,是2017年11月初在電影資料館,樂隊受邀在德國電影節期間,為默片《雜耍班》現場配樂。音樂與畫面、情節完美融合,仿佛電影的原聲音樂。

       對劉心宇進行採訪是在是次演出之後,他從通州趕到海澱。幾年來一直在城裡住,因為房租猛漲,剛搬回通州,地鐵6號線附近的社區——“在18歲之後就沒跟父母住在一起了”。他說,同樣的價錢,可以在通州住得更寬敞些,但要忍受交通上的距離。在2015年吹萬第二張專輯巡演時,他辭掉了地鐵系統的工作,開始找一些跟音樂有關的工作,最近還在豆瓣音樂做了快一年的兼職。

       閆玉龍居住時間最長的兩個地方,一個是五道口,另一個是新街口,住了六七年。他說,北京的變化很快,這種速度,不僅是在生活和節奏上,城市本身也在巨變,“我真的覺得只有少部分人能完全跟得上這樣的變化。”比如說胡同裡的理髮店,賣彩票、賣花的小店,還有小超市都封上了,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經營困難,可能對生活上的便利程度影響不大,但就是感覺沒有那麼愜意了。“你買東西的時候,要透過一個被封得死死的鐵柵欄,感覺好像他們是在監獄裡,我們也在監獄裡,彼此被隔斷了。”

       吳瓊則在排練之餘經營著一家網店,二手古著和設計師款的服裝,由於最近的巡演,也有一兩個月沒打理了。她早已不再局限於基本的樂理,現在關注“樂隊在做音樂的時候,大家一起創作。”在新專輯裡,有一首她作的詞:《羊的影子》。

       對於李子超來說,“在北京待這麼久,我可能還是覺得北京什麼都有,上海應該也是如此,但我去得比較少。”他認識一個做音樂的朋友,兩個人合夥,一起開了SOS救命小酒館,裝修非常隨意,在北鑼鼓巷附近。這個酒吧開了有三四年,李子超在一年多之前成為合夥人。現在他要麼忙樂隊,要麼忙酒吧。來者以年輕人居多,“都是朋友,大家都認識,這種地方應該也不太會吸引普通顧客。”

       樂隊每周固定排練,大家會從不同地方趕來。從第一張專輯偏向樂器,發展到後來歌詞和樂器並重。對於迷幻搖滾的稱謂,閆玉龍覺得它更是一種形容而非界定。樂隊也在嘗試跟其他藝術家合作,新專輯的封面和海報來自藝術家李鋼的裝置作品“甜點”,《亞細亞的孤兒》的MV則是跟錄影藝術家方璐合作。

       談到北京的搖滾樂傳統,閆玉龍認為,從2005年開始,每個時期,樂隊之間的聯繫是很緊密的。“假如沒有之前的樂隊,也就沒有我們這一波,他們創造了一個也可以讓我們生長的環境。”

       是的。

       文章落筆於筆者位於草場地的住所,此時,一所韓國人開辦的幼稚園被搬遷,一些出租大院或藝術家租住的工作室正在被限期清退。

       在北京這個寒冷而多事的時刻,且以吹萬的一首歌結束——《閉一隻眼》:

任詞語變換
任詞語變換
如果一句話是另一句話的一瞬間
就像一個字是一個詞的一個片段
也許眼睛比耳朵聽的更清楚一點
也許閉口不言勝過一次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