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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城專欄:柏林
與露琪亞·布勞恩一起穿越溫斯區

露琪亞·布勞恩在普倫茨勞貝格雷澤公園
露琪亞·布勞恩在普倫茨勞貝格雷澤公園 | © 蘇珊娜·施賴爾

早在東德時期,柏林普倫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城區中的溫斯區域就是藝術家、演員、作家和各種特立獨行者嚮往的樂園。筆者與兼任主持人及電影導演的露琪亞·布勞恩一起漫步溫斯區,一路上我們遇到了不少嬰兒車,探訪了一處不同尋常的墓園,走進“拉爾夫蛋糕坊”,還談到了關於公車司機、共產主義人士和鄉土情意結。

       在德國,任何一位文學愛好者都不會對露琪亞·布勞恩(Luzia Braun)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她是一位日爾曼文學專家,負責ZDF電視台經典節目“文學四重奏”的改版工作,在該電視台主持“觀點”(aspekte)欄目已有十八年時間,後者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化類電視節目。在歷屆法蘭克福書展上,她坐在著名的“藍色沙發”上,向觀眾介紹當季書展最有趣的作家;一如既往,今年她將擔任在法蘭克福書展舉行的“德國圖書獎”頒獎禮的評委。除了從事文學相關的工作,布勞恩同時還是一位電影導演,早年曾在一所監獄給外籍囚犯教授德語。在我面前,則是一位無話不談的對話夥伴。 

       今天,露琪亞·布勞恩帶我認識柏林城裡她最喜愛的地方——溫斯區(Wins-Kiez),一個生機勃勃,遍布小商舖和咖啡館的街區,位於普倫茨勞貝格南區溫斯大街周邊一帶。普倫茨勞貝格是柏林人氣最旺的一個地區,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裡有著歷經戰爭而保存完好的舊建築風貌。這個面積不足十一平方公里的區域聚居了163,000人口,如此居住密度在柏林可謂絕無僅有。溫斯區早在東德時期就是藝術家、演員、作家和特立獨行者嚮往的樂園。這裡曾是喜劇演員兼導演漢斯·羅森塔爾(Hans Rosenthal,1925—1987)生活的地方,如今也不乏大名鼎鼎的住戶,如攝影家赫爾佳·帕里斯(Helga Paris),演員賓諾·弗爾曼(Benno Fürmann),作家克里斯多夫·彼得斯(Christoph Peters)、英戈·舒爾策(Ingo Schulze)和烏里克·德萊斯納(Ulrike Draesner)等等。上世紀六十年代在上址出生的影評家兼主持人克努特·艾斯特爾曼(Knut Elstermann)甚至專門寫了一本名叫《我的溫斯街》的書(be.bra出版社,2013),專門講述那些居住在溫斯街的人和他們的故事。十二年前,在米蘭和美茵茲之間奔波輾轉多年的露琪亞·布勞恩最終選擇在這裡落腳。 

       “當時我們運氣不錯”,布勞恩和我一邊沿著伊曼努教堂大街疾步前行,一邊回憶,“我和丈夫2000年來到柏林的時候,這裡的很多房產已經賣掉了;如果放在今天的話,我們根本負擔不起現在住的那套房子。”所幸的是,這裡並不是柯勒惠支廣場(Kollwitzplatz)那樣寸土寸金的時尚區。“這一帶仍然保持著新舊混雜的面貌。”布勞恩一邊說,一邊步履堅定地朝著位於街角的格奧爾根-帕羅西亞教區公墓(Georgen-Parochial Friedhof)走去。根據一項由城市規劃師委託的調查,溫斯街百分之八十的住戶都有東德背景,這和那種不絕於耳的所謂“住在此地的都是西德闊佬”的說法大相徑庭。我們走過一爿不大的書店,一間老舊的甜品店(“拉爾夫蛋糕坊”),裡面各式各樣蛋糕的命名,都有一個類似“安德列”、“庫爾特”、“柯爾斯汀”等爺爺奶奶輩的名字。我們還路過了幾家小吃店。這裡幾乎看不到大商場或銀行。在我們前面,一位身材矮小、頭髮灰白的老婦人正推著一輛破舊的購物小推車蹣跚而行;在我們身後,一輛裡面坐著雙胞胎的嬰兒車發出吱嘎吱嘎的聲響;三個在街頭閒蕩的黑衣年輕人自顧自地沉浸在隆隆作響的音樂聲裡,和我們擦肩而過。 

       突如其來的寂靜瞬間包圍了我們。高大的楊樹如同屏障一般,隔絕了都市的喧囂。“我經常來這裡放鬆心情,排解工作帶來的壓力。”露琪亞·布勞恩說。就在前一秒鐘我們還夾在嬰兒車和購物車中間左右騰挪,真是難以置信。公墓和一個廢棄了的公園連在一起。哪個作為首都的城市會像柏林這樣,在人口稠密的繁華鬧市擁有一片彷彿遺落在城市地圖和時間之外的奇異綠洲? 

       不僅如此,墓園裡更有著前所未見的新奇:露琪亞·布勞恩帶我參觀了德國的第一個女同性戀公墓,這是一片和周圍隔開的獨立區域,裡面安葬著清一色的女同性戀者——一個自造的隔離區?“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隔離,而是為了引起關注。”公墓的承辦組織,薩福基金會(SAPPhO Stiftung)的一位代表介紹,“我們不想(再)掩飾自己的身份,生前如此,死後也一樣,所以在我們這裡舉辦的葬禮都不是匿名的。”而且重要的是,安葬在這裡的死者更認同一種自主選擇的親密關係,“而不像異性戀那樣,相互之間以血緣為紐帶。”蝸牛形狀的小徑象徵著“生命的輪迴”。這裡的墓並不算多,但我作為一個參觀者不禁好奇,長眠於此的女人——大多生於一百年前——究竟度過了怎樣的一生,她們如何捱過了納粹時期和陰霾密布的五十年代? 

       除了闢有女同性戀公墓之外,這裡還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墓地:露琪亞·布勞恩可以從一處墓碑徑直走到下一處,一邊如數家珍地講述那些軼事。從一些墳墓不同尋常的外觀上,依稀可見墓主人生前怪異奇特的品味;兒童墓地點綴著一些流俗的飾品,以營造一種催人淚下的哀悼氛圍。露琪亞·布勞恩示意我注意一塊墓碑上的日期,這裡是一戶人家的合葬,從日期上看,他們很可能是在第三帝國行將覆滅前的最後幾天自殺的。“有一次在墓地散步之後,我專門去查閱了有關這家人的資料,他們的確是頑冥不化的納粹分子。”她告訴我說。距離這裡不到百米的地方,埋葬了一位昔日恩斯特·台爾曼(Ernst Thälmann)的追隨者,台爾曼生前曾任德國共產黨主席,1944年在布亨瓦德集中營遇害。“一些老黨員會隔三差五地聚在這裡,高唱‘統一戰線之歌’,”露琪亞說。一個穿著醒目的橙色運動服的大個子從我們身旁大步流星地跑了過去。全然沒有對死者的哀悼之情,或是絲毫的莊重肅穆。典型的柏林風格。 

       令露琪亞·布勞恩每每印象深刻的,除了柏林人特有的那份無動於衷的淡漠之外,還有他們不時流露的機敏。“有一次在公車上,我看到一個年輕女人向司機問路,”露琪亞壓低聲音,“司機回答得很乾脆:‘把我當導航啊!’”說著她大笑起來,“反應可真快!”這位日爾曼學者還有一肚子趣聞軼事要講。顯然,她對與語言相關的一切都有著超強的記憶力,像演員那樣活靈活現地複述對話內容。

       接下來我們還要談到柏林作為文學之都的一面。對露琪亞來說,除工作需要以外,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文化氛圍也是她搬來柏林定居的一個理由。“這裡有一切的一切,低俗故事和嚴肅文化交相混雜,這就是我喜愛這裡的原因。”露琪亞也喜歡四處遊逛,她常常和丈夫一起走出家門,隨意漫步街頭。“在柏林仍然會有這樣的事:突然間,已經入座的你發現自己正置身於某個後院裡舉行的朗誦會,或是酒館裡的一場音樂會。” 

       露琪亞·布勞恩來自梅斯基希(Messkirch),一個坐落於博登湖畔的巴登-符騰堡州南部小城。當然,她很早的時候就已逃離小城市的狹隘天地,去擁抱外面的大世界,當時的她去了意大利。一次班級出遊讓她第一次與羅馬結緣,再後來又到比薩讀了一年大學。上世紀七十年代,她所經歷的意大利是一個比德國更無拘無束,更激進和開放的國家。抗議活動不只是大學生和市民子女的專屬,那裡的工人階級也“有很高的政治熱情”,女權主義正開展得如火如荼。八十年代後,露琪亞在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申請到一個赴米蘭大學任教的職位。五年後她開始投身新聞工作,定期飛往美茵茲製作節目。意大利語已完全融入了她的血液,這個國度令她著迷:她為ZDF和WDR拍攝過多部關於意大利黑手黨的紀錄片,與佩特拉·萊斯基(Petra Reski)合作拍攝的《黑手黨第一夫人:大佬的女人是如何奪權的》便是其中之一。儘管她並沒有因為與黑社會打交道而落入險境,後來還是轉向了其他題材。 

       當我們再次置身於熙熙攘攘的伊曼努教會大街時,這位定居柏林並鍾情於此的世界主義者對我說,家鄉對她來說首先意味著鄉音,那就是梅斯基希一帶的方言,輕柔的士瓦本口音。於是我有幸聆聽了一堂關於博大精深的士瓦本方言的入門課,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之前是多麼孤陋寡聞,只知道所謂的“士瓦本話”。她說,自己雖然身在大都市,卻並沒有那種仇視外人的心理——為什麼會? 

       那麼在柏林,她自己作為一名士瓦本人有沒有遭遇“地圖炮”?露琪亞·布勞恩笑了笑說,“從地理上講,我首先是巴登人,因為梅斯基希屬於巴登地區;其次,我自己在這裡從沒有遇到過針對士瓦本人的地域攻擊。”對許多柏林人來說,“士瓦本人”只是對那些鼓吹城市士紳化和商業開發,企圖以此來推高房價的人的一種形象說法。“柏林人所指的並不是‘士瓦本人’本身,而是‘有錢人’,他們有時是士瓦本人,更多時候則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柏林人的那種怨由和不滿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她說。 

       一番兜兜轉轉之後,我們又重新回到“拉爾夫蛋糕坊”,一個散發著舊時代氣息的店鋪,裡面的裝潢彷彿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要不要帶點蛋糕回去呢?”露琪亞·布勞恩自言自語。面對著各式各樣的誘人甜點,我們兩個犯了難,不知道是該選擇“庫爾特”、“安德列”還是“赫爾穆特”。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一位母親呼喚孩子的聲音:“柯西莫!”“卡洛塔!”——現今很時尚的名字。露琪亞·布勞恩笑著搖了搖頭:“我真是太喜歡住在這裡了。” 

       說完,她給自己挑了一塊名叫“庫爾特”的巧克力櫻桃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