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城專欄：柏林
遊弋於不同世界之間

有關達格瑪·施密特（Dagmar Schmidt）的簡介：作為德國聯邦議院社會民主黨（SPD）議員、聯邦議院中德議員小組（Deutsch-Chinesischen Parlamentariergruppe）組長的達格瑪·施密特將她的職業中心設定在柏林。而當回到坐落於黑森州吉森（Gießen）西部拉恩—迪爾縣（Lahn-Dill-Kreis）的家中時，她自然會覺得那是最美麗的地方。在柏林，施密特最喜歡的地方是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skuppel）。在這裡，她可以從大量的會議中忙裡偷閒，讓自己稍事休息，體驗身心的安寧。

作者: 法比安·埃波林（Fabian Ebeling）

    德國議會的辦公樓保羅葉大樓（Paul-Löbe-Haus）是一個充滿繁忙景象的地方。在入口處，參觀者排成長隊，耐心地等著通過安全檢查。從入口處走進保羅葉大樓後，人們就來到了寬敞、開放的中庭，從那裡可以看到在幾層樓之上，有一座橋樑連接著保羅葉大樓的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若干部玻璃觀光升降機像柱子一樣聳立在大廳的四周。國會議員及其工作人員步履匆匆地穿過大廳，消失在一條條長廊盡頭的大門後面，從那裡可以進入保羅葉大樓的內部。

    在這座喧囂的建築中，達格瑪·施密特的辦公室看起來彷彿是一處細小卻可以讓人暫時得到休憩和放鬆的靜修場地。經過秘書的接待室，我們走進了達格瑪·施密特令人感覺親切的辦公室，大概是這裡因為沒有被收拾得一絲不苟，從而顯得隨意、舒適：轉角沙發處有一隻可愛的大熊貓，中國代表團贈送的伴手禮裝點著辦公室的牆壁，作為聯邦議院中德議員小組組長，達格瑪·施密特的「領地」裡擺放著中國的書法作品、精美的瓷盤子，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工藝品。

    2013年，達格瑪·施密特在拉恩—迪爾縣選區被選為聯邦議會議員，從那之後，她就從法蘭克福市北部的拉恩—迪爾縣走入了議會。施密特1973年出生在黑森州的吉森市。16歲那年，她的政治生涯就開啟了。「我來自一個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家庭，」 施密特說：「而且，在我上學的時候，學校裡就有一些同學打算投身到政治。很快，我們就確定，社會民主黨、以及它的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青年團（Die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Jungsozialistinnen und 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Jusos）的價值觀和我們的理念最吻合。」 施密特邊笑邊回憶道：「我們這些社會民主黨青年團團員通過剪輯、黏貼、抄抄寫寫，辦了一份名叫『紅色番茄』（die Rote Tomate）的校園報紙。」很快，達格瑪·施密特就開始在社會民主黨青年團擔任與國際事務相關的工作，後來，她又調到地方行政事務部門工作。

    儘管因為工作的原因，達格瑪·施密特需要常年居住在柏林，但是，現年46歲的她也非常喜歡時常回到家鄉小住一段時間：「我來自一個別人爭相去度假的地方」，施密特說。格賴芬施泰因城堡廢墟（Burgruine Greifenstein）是她非常喜歡的地方之一。從那裡，人們可以俯瞰山谷，還可以看到拉恩河（Fluss Lahn）經過丘陵、低矮的山坡蜿蜒流向另一座山谷，這片河谷連同陶努斯山（Taunus）和韋斯特林山（Westerwald）等線條柔和的山丘共同展示著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畫面。

    相反，政府辦公大樓的建築展示的卻是與家鄉景色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觀：混凝土和玻璃，施普雷河（Spree）在保羅葉大樓和瑪麗—伊莎貝拉—呂德爾斯大樓（Marie-Elisabeth-Lüders-Haus）這兩座議會大樓之間流淌著，在這裡讓人感到平靜安寧的應該是實事求是、樸實中肯的工作氣氛。除了國際政策之外，達格瑪·施密特也一直關注社會政策和勞動保護政策等議題。在大學主修歷史學專業，除了研究非洲的殖民歷史，還通過與她的前任上司的共事中認識到中國：「我的上司經常去中國。我為他安排中國之行，並陪他一起去。我發現，這個國家的政治同樣非常吸引人。」作為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的負責人，有一天，她被問到，她是否願意接管中德議員小組，於是，她愉快地接下了這份工作。

    近年來，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One Road One Belt Initiative）引起了國際的關注。這個項目通過修建從所謂的「中土王國」到歐洲腹地的基礎設施，從而鋪設新的貿易之路，這是當今地緣政治最大規模的舉動；與此同時，這樣一項工程引來的並不只是友好的觀察目光。
© Susanne Schleyer     另外，從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國內似乎也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飛速發展著。施密特說：「例如，在重慶，隨便在街上走走，就會發現某個地方有座高樓突然拔地而起。在中國，人們往往會普遍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壓力，因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必須立即建設新的城市。」儘管外界也經常會就這種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出質疑，但是在中國也不斷地湧現出一些典範，它們可以作為其他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指導和參考。施密特舉了一個例子：「比方說，青島的中德生態公園（Deutsch-Chinesische Ökopark）就是依照最高的生態標準建設而成的。」

    施密德認為，德國的情況則與中國完全不同：在做一些建設規劃的時候，設計者會因為市民們的意願眾口難調——比如，某個車站應該向某個方向挪動幾米，而使得設計擱置下來。實際上，她說，歐洲議會在這裡看到的是對「民主」某種偏頗的理解。仍然以設置公共汽車站為例，車站之所以在很小的一塊地方被移來移去，施密特分析說，這是因為人們把它當作「自家的果實，當然認為自己有權利按自己的需要能夠從家裡就看到它了」。因此，面對這些情況，中國和德國可以互相學習，達格瑪·施密特說：「我們應該加快規劃的速度，而在中國，人們在做計劃時，則可以考慮得更周全一些。」

    暫且將國際政治和宏觀的外交層面放在一邊，我們會看到這背後是德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人際交往推動著德中交流開花結果。施密特談到了她與一位中國朋友的談話，這位友人熱烈地憧憬著各種各樣的新機會。杜伊斯堡（Duisburg）是今天的「新絲綢之路」（„Neuen Seidenstraße“）上的重要節點，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也是這樣描述著座德國城市的。每個星期都有許多列滿載貨物的火車從中國開到這裡。「我認識的一個人說，我們乘坐高速列車，只需要36個小時就能夠從北京到達杜伊斯堡，這實在是太厲害了，」施密特邊回憶邊說道：「也許，我們還可以中途在烏茲別克斯坦（Usbekistan）下車。這也非常棒，不是嗎？」     這段時間正是聯邦議院的會議周，這意味著議員們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滿滿當當的。因此，在保羅葉大樓裡，所有的人都來去匆匆。然而，在達格瑪·施密特身上，我們卻感受不到任何緊張感。她安靜地娓娓道來，時而停下來思索，然後，她突然想到，我們也可以去參觀她在柏林最喜歡的地方。事實上，這個地方緊挨著保羅葉大樓——就是德國國會大廈。我們跨過保羅葉大樓中庭裡的聯通橋，消失在通往電梯的大門後面，而後穿過一條通道，這樣一下子就到了德國國會大廈。我們橫穿只有議員和他們的客人才允許進入的區域，當從高處經過國會大廈的會場大廳（Plenarsaal）時，我們匆匆向下撇了一眼，而不過幾秒鐘的時間，我們已經被施密特落下了20多步。     接著，我們坐上電梯，來到國會大廈最高處的穹頂。在達格瑪·施密特需要短暫地休息一下的時候，她就會來這裡：「在這兒，我可以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吃個冰淇淋，然後繼續前進，」她說。在這裡，遊客川流不息，一面面旗幟迎風飄揚，從這裡，柏林城的很多風光都可以盡收眼底。也許，施密特在此處會體驗到似曾相識的感覺，那是當她回到家鄉，從丘陵上俯瞰山谷河流時候的感受。

    擁有這樣的視角、這樣一覽無餘的視線，在柏林非常難得。達格瑪·施密特瞭解所謂的「優權」，正如她所說的，她可以不受限制的進入這裡。馬上就要開始日程表上安排的下一項工作了。我們下樓、原路返回，穿過通道，穿過中庭，在大約行進了半公里之後，她將馬不停蹄地開始與一個工作小組的會晤，共同商討如何為有護理需求的群體及其家屬減輕經濟上的負擔。她再一次準時地回到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