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全社會共同面對的挑戰 數字變革時代的教育

數字教育不僅能夠教授媒體行為,更可以對之進行操控。
數字教育不僅能夠教授媒體行為,更可以對之進行操控。 | 圖片來源:© Colourbox

“數字變革”一詞往往過多地強調了當前變革的技術層面,然而,新的教學方法或教學軟體的運用卻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社會層面的轉變。在此背景下,本文作者主張拓寬視野,對數字化轉型做出一種更全面的解讀。

對各個教育領域內的新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探討變得越來越重要。鋪天蓋地的數字媒體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這股風潮也早已波及到教育機構。從事媒體及相關教育領域研究的專家學者正在圍繞數位化和媒體化(Dittler 2017; Kotz 2012)展開探討,以期從技術的角度來理解當前的這場變革,並對中小學、大學及培訓機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涉及社會行為的轉型過程做出解讀。

“附著”在身體上的技術

談到數位化,人們首先指的是技術設備、軟硬體、網路平臺和網路產品結構。相應地,數位技術也越來越多地和人的身體以及日常用品相結合,與過去那種笨重的臺式電腦相比,新的數位設備更加小巧和隱蔽。看看身邊那些無處不在的網路設備:配有網路介面或必須連網才能使用的鐘錶、吸塵器、冰箱……一直以來,中小學、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所開展的都是文字和書本教育,如今它們卻面臨著數字教育的挑戰(KMK 2016; Schelowe等著,2010)。此外,關於個人媒體素養以及資源和組織管理許可權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地被提了出來,比如:數位化轉型在自己所在的教育機構引發了哪些後果?教學人員應當如何應對?

如果對缺陷的分析只停留在純技術層面,則往往容易導致不假思索地將課本和教學內容數位化的做法,也就是把“類比教學”完全或部分地(有時可能只是幾張工作表而已)轉化為數位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數位化被簡單地等同於“工具化”,比如用課堂即時回饋系統(Classroom-Response-System)來代替口頭提問,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同樣地,很多學習小組也在利用維琪百科、Weblog等諸如此類的工具來完成他們的(家庭)作業。二十多年來,類似Moodle, ILIAS這樣的學習管理系統一直在無界學習場景的組織和管理方面發揮作用,正如 “混合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這個流行語所概括的那樣。

人們的日常生活早已不再由模擬技術主導 人們的日常生活早已不再由模擬技術主導 | 圖片來源:© Colourbox 然而上述方法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虛擬空間的社會意義以及它所蘊含的社交可能性。除文字和圖像外,結合當前數位變革的社會背景,音訊、視頻媒體以及類比等模式也能輕鬆納入課堂教學。如果教材是作為開放教育資源(OER)而編訂的,則相當於從一開始就在不觸犯媒體管理法的前提下提供了重複利用的可能性。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數字媒體可以解決一切教學問題,單憑數位媒體就能創造出 “更好的”學習條件完全是種謬論。因為教學方式——無論其採取協作、專案,還是面向學生、以學生為核心的形式——並不會因數字媒體的應用而有所改變。相反,具體的教學方式往往通過媒體得以保留和延續。只有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交往/互動,才有可能通過有針對性的輔導為創造更加個性化的學習方式提供説明。

媒體和社會行為

因此,“媒體化”一詞不僅表達了對技術革新的有意識關注,同時也讓媒體環境中的或是借助媒體而開展的人為活動進入了視野。簡單地說,它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即媒體行為是如何形塑我們的公共生活的。在此有必要回顧一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對於個體思想成熟的意義,以及啟蒙運動帶來的社會變革。當時的人們一開始也對新技術抱有很大懷疑,今天的數字媒體也面臨著相似的情形:互聯網的普及不僅使人們獲取資訊和知識的管道發生了極大變化,同時也使數位軟體成為了人際交往方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等諸如此類讓人際交往和傳播更加便捷、直觀和開放的平臺無不如此。

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用程序来做什么,还包括软件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 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用程序来做什么,还包括软件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 | 图片来源:© plainpicture/Blend Images/Hill Street Studios 今天的教育機構正面臨這樣一個挑戰:在策劃設計教育專案時必須時時追隨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腳步。採取簡單的數位化策略並不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變革,這或許已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它甚至只會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地複製不平等,因為數字媒體的運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年齡、性別以及教育環境密切相關。因此,媒體素養的全面提升不應僅僅作為專業課的教育目標,而是應當被理解為一個跨專業的、涵蓋所有教育主體和教育機構的漫長任務。這裡所指的既包括狹義上的教學目標,同時也指一切同教育概念相關的常規目標。
 
這一領域遠比多媒體教學中常見的各種拓展性創意所呈現的情形更為錯綜複雜和難以洞察。因此必須在教學中不斷更新和思考與媒體相關的內容,同時在以行為和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模式中,通過自身的行動對之加以檢驗。當研究物件是媒體在意見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時,則媒體本身便構成了教學內容——或者說必須如此。這方面的突出例子包括商業性社交平臺的傳播方式,或“假新聞”等新現象。學習者如何才能正確區分有效資訊和虛假資訊,如何才能有效運用媒體達到這一目的並對結果加以檢驗?相反,如果媒體僅僅用來被動地接受通過非正規管道獲取的知識,例如借助電子教學檔案(E-Portfolio)來達到這一目的,那麼它就會淪為一種純粹的工具。只有當在媒體環境中或借助媒體而展開的行為活動創造出被反復提及的各種全新的教學(傳播)實踐的時候,(數位)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才可以說擁有真正廣闊的前景。

媒體與教育

用於規範教育機構這方面行為的媒體發展計畫,大多只是為教學人員和學習者提供了一個行動框架,其中對該機構與媒體有著何種關係,以及如何促進對媒體的研究和運用等一些問題做了規定。而媒體和教育領域的分野從整體上卻呈現出很強的不定性,不僅如此,社會上流行的對數位媒體和類比媒體的區分所造成的障礙也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數位媒體早已不再是人們熟知的那個“模擬”世界之外的時髦現象,正因為它無處不在,所以才應當越過工具和技術層面,圍繞數位社會中的教育問題展開探討(參見Kerres 2018)。
 
反思這一極具現實性的議題取決於作為教育主體的教育機構。如何根據媒體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外部要求來採取相應的行動,最終取決於他們自己。在此,有意識地回溯“教育”這個概念本身的涵義或許不無裨益,它能夠讓我們從內部出發來回答與數位化和媒體化相關的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並最終從教育機構的內外兩方面(參見Hechler/Pasternack 2017:9f)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
 

參考文獻

Dittler, Ullrich (2017): Ein kurzer historischer Rückblick auf die bisherigen drei Wellen des E-Learning. In: Dittler, Ullrich (Hg.): E-Learning 4.0. Mobile Learning, Lernen mit Smart Devices und Lernen in sozialen Netzwerken. Berlin: De Gruyter, S. 5-42.

Hechler, Daniel/Pasternack, Peer (2017): Das elektronische Hochschulökosystem. In: hochschule, H. 1, S. 7-18.

Kerres, Michael (2018): Bildung in der digitalen Welt, wir haben die Wahl. In: Denk-doch-mal. Das online-Magazin.

Krotz, Friedrich (2012): Von der Entdeckung der Zentralperspektive zur Augmented Reality: Wie Mediatisierung funktioniert. In: Krotz, Friedrich/Hepp, Andrea (Hg.): Mediatisierte Welten: Forschungsfelder und Beschreibungsansätze. Wiesbaden: Springer VS, S. 27-55.

KMK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6): Bildung in der digitalen Welt.

Schelhowe, Heidi/Berg, Antje Vom/Grafe, Silke/Hagel, Heinz/Hasebrook, Joachim/Herzug, Bardo/Kiesel, Kurt/Koubek, Jochen/Niesyto, Horst/Reinmann, Gabi/ Schäfer, Markus (2010): Kompetenzen in der digital geprägten Kultur. Berlin: BM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