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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女性运动
在平等和特性之间

两派分立:德国女性运动
两派分立:德国女性运动 | 照片(局部):© Franck Thomasse/Fotolia

德国的女性主义者早就分裂成两大阵营。新一代能否跨越这道难关?

       就在几年前,人们可能还会对德国的女性主义说:“安息吧!”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21世纪的首个十年气息奄奄,女性主义还是个“另类字眼”。大学校园的性别历史研讨班因为无人问津而被取消。女学生纷纷表态,说绝不会以女性主义者自居,认为该词有一种“尴尬的余味”。现在,参与课堂的人又多了起来,不仅有女性,而且还有男性。驱使他们的不只是好奇心——可以看得出他们想为性别平等奋斗。看来新的一代正在诞生,他们正在等待着回答。

       不过,女性主义如今会怎样回应德国的基本问题呢?在公众讨论中,“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性别认同和性自决权的问题依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是从2015年元旦才开始的,当时科隆与其他城市的女性遭到大规模的性骚扰。随后在推特上开展的#ausnahmslos(“没有例外”)是2013年#aufschrei(“叫喊”)的翻版。系列运动的女性发起者呼吁对性自决权进行更好的保护,开展更多预防。

风口浪尖:暴力及性道德

       提出的要求——包括对制定更加严格的性暴力法律的要求,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第二波女性运动”的要求。 德国女性一如既往抗议,特别是在与性道德和暴力相关方面。 相比之下,人们对色情、卖淫和强奸以外的话题却不太感兴趣,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上的可行性。 尽管德国在性别平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情况也仍然如此。

       对女性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有助于解释德国女性主义的特别之处。它源于18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和人权讨论。当时的女性启蒙运动家普遍要求女性获得平等的待遇。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对每个个人的生产效率和融合能力的要求也随之诞生,从而导致普通教育的发展和让女性参与其中的呼声。

寻求恰当的策略

       在这样的历史态势中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两个领域的分立,私人与公共、情感与理性、差异与平等。这些相辅相成的领域在性别体系的问题中得到具体化:女性擅长内在的、私人的事物,擅长情感,而男性擅长外部、公共的事物,擅长理性。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哪种策略更加恰当:应当强调对平等的承诺还是两极化的性别特征。

       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特性,并通过护理和救济“典型女性的”职业寻求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第二波女性主义”发生在1968年——觉醒和抗议之年——之后,其诉求更加普遍,也更加成功。艾丽斯·施瓦泽(Alice Schwarzer)时至今日仍然是该运动在德国的领军人物,以平等和启蒙为基础的党派在其带领下占据了上风。

        至于为什么强调性别认同是“差异女性主义者”和“平等女性主义者”的交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概念在迄今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之间起着调停的作用。反对性暴力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最小的共同立场。强调“性别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德国存在着对性暴力的巨大恐惧。这可能也是二战后大规模强奸事件的后遗症,该事件至今仍未被充分研究。随着数十万名来自其他文化的男性移民的迁入,这一被压抑的恐惧再度浮现。性威胁甚至成为将国家、排外者和女性主义的立场凝聚在一起的因素。

要求程序化的多样性

       由于这场辩论的进一步发展和个人的坚持,女性主义的开拓精神自1945年以来就在别处萌芽了。美国有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法国有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德国六八运动的女性参与者虽然引入性别主义概念和父权制度理论,但是在理论发展上却脱节了。

      新运动不只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来表达自己,与此同时它却缺乏领军人物。男男女女必须不仅发光发热,而且还得代表一种程序化的多样性——这样一来,年轻人才能不停留在仅就“性别政治”达成最低共识的层次上。德国女性运动必须要讨论其人性概念及其历史遗产,才能回归正轨。
 

《士兵来了-二战末期对德国女性的强奸》(Als die Soldaten kamen. Die Vergewaltigung deutscher Frauen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是米瑞安·格巴尔(Miriam Gebhardt)一书的标题。根据许多新的资料来源,该名女性作者首次从历史角度审视了战争结束时和占领时期发生的暴力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