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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说唱
反性别歧视

科隆说唱艺人莱拉
科隆说唱艺人莱拉 | Melting Pot 唱片公司

早期男女角色泾渭分明:男性奴役女性。但是,在关于性别的讨论中,话语越是呈现出差异化,德国嘻哈界的角色分类也就越丰富多样——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地带。

       “说唱视频可以反映女性在嘻哈领域没有任何发言权,她们始终是沉默和被动的——是什么原因致使女性为赢得男性的好感,从不反抗,而是自我调整,且从对方角度着想?。”基维·曼拉特(Kiwi Menrath)和克拉拉·沃克尔(Clara Völker)在一本名为《女子嘻哈》(female hiphop)的文集中写到。《女子嘻哈》一书早在2007年问世,但曼拉特和沃克尔的论断放在今天却仍然成立:在嘻哈音乐的意象中,相较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性,女性不过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充其量也只是一些被化简为“性和身体”的无名小卒。

       但与此同时,在当今的嘻哈世界中,这种论断同样片面与其一样错误。两位作者对嘻哈界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模式——从Queen Bitch到“觉醒式说唱姐”(Conscious Sista)再到“黑帮说唱女艺人”( Gangstaraper)——所做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恰恰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说唱界从来都是一个驳杂怪异、矛盾的集合体,身为酷儿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独立音乐公司创始人的柏林说唱歌手苏吉(Sookee)在文集中如是说。

拒绝陈词滥调

       这些矛盾直到今天还在主导Hip Hop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一种发源于美国黑人文化的城市音乐风格,任何一种流行音乐都没有像Hip Hop这样因其性别倾向而成为众矢之的。说唱界被认为是蔑视女性、极端大男子主义大行其道的地带,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潇洒自信的女艺人,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却极少引起关注。德语说唱界的一众领军人物,无论是Cora E、Aziza A、Nina MC,还是因大红大紫跻身主流而屡遭诟病的Tic Tac Toe,又或人称“S姐”的Sabrina Setlur,如今已大多沉寂,或者说只在业界拥有一定知名度。而与此同时,几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崭露头角的歌手在2016年夏天又推出了一张名为“Advanced Chemistry”的新专辑。八十年代末,这支与新专辑同名的乐队在海德堡说唱界的地位与昔日的Cora E不相上下。

       最晚从2000年开始,德国境内一个愈发明显的现象,就是为女说唱艺人争取更多关注并围绕性别议题展开探讨。这一点从femalehiphop.net等网站、《An Attitude》杂志、“Female Focus”“We B* Girlz”音乐节,乃至相关的公共讨论和学术类文章中都可见一斑。然而直到今天网上仍不乏“有哪些女说唱艺人?”的讨论,或是标题为“五个你必须知道的女说唱歌手”等网文——很难想象男艺人会引发类似的泛泛之谈。喜欢像自己的男性同行那样标榜男性荷尔蒙的Lady Bitch Ray和Schwesta Ewa在Youtube等一些网站上常被骂作“婊子”,被叫嚣“滚回去做饭”,或是因出身土耳其和波兰移民家庭而遭到种族歧视和各种侮辱谩骂。

重新阐释与正常化

       但一个“正常化”过程也在同时展开。女性群体,以及那些不愿被强行划归到某个特定性别范畴的群体越是在嘻哈领域彰显自己的存在,其生存样态越是参差多元,她/他们就越是无须被迫为自己正名。如今,类似Antifuchs这样喜欢以夸张搞怪博出位的一些歌手们已经不是“以女人的方式”,而是“像男人那样”来说唱,正如SXTN组合会口无遮拦地唱出“操你娘”,Kitty Kat也会无所顾忌地大喊“来给老子舔屌”。一方面,盛气凌人的大男子主义姿态从此无关性别,另一方面,K.I.Z等最初集中在“Royal Bunker”——一个以气势汹汹且以充斥性别歧视的说唱对战(Battle-Rap)而著称的制作公司——麾下的男艺人组合,也开始在歌词中越来越多地将性别歧视作为一种反讽加以运用,并且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举办所谓“非女莫入”的音乐专场。

       与保加利亚裔非主流说唱歌手Dena(“来自柏林新克尔恩区的M.I.A”)一样,来自汉堡的神秘Trap说唱艺人Haiyti也将一切加诸性别的陈词滥调都抛诸脑后。她们制造出的是一种仿佛嗑了药一般迷幻的声线,而歌手的性别已然不再重要。来自科隆的Akua Naru和Leila Akinyi则通过强调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份,对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方面的议题展开探讨,这种在歌词中积极探讨社会和政治议题的说唱形式被歌手自称为“觉醒式说唱”(Conscious Rap)。同样地,Miss Platnum和Eunique两位在新灵魂乐(Neosoul)和嘻哈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也通过歌词表达了自己对性别歧视的怨愤与不满。

来自汉堡的说唱女歌手Haiyti

       Sookee经营的柏林厂牌“Springstoff”从一种明确的政治和教育意识出发,一如既往地致力于通过音乐来传播和普及女权主义思想与反性别歧视,为FaulenzA和Msoke等歌手及众多跨性别人士提供了一个平台,后者通过其自主选择的身份而模糊在嘻哈界通常被认为是泾渭分明的性别界限。同样地,在柏林生活的美国黑人实验说唱艺人Black Cracker也以精湛的说唱技艺对自己的变性人身份作了哲学式的探讨。

       从那时起到现在,女性不仅仅摆脱了在嘻哈界的从属地位,形形色色女艺人的加入已经使嘻哈音乐进入到一个性别二元论不断遭到质疑的时代——无论这种质疑是来自类似于一种“化妆舞会”的超性别表演,来自“花漾派对”(One of the Boys)里对“男孩身份”的本质提出质疑的少女,还是来自任何一种性别规范都难以界定的群体。幸运的是,这种因性别歧视和恐同主义而背负恶名、同时却又如日中天的流行音乐形式呈现什么面貌,终究要取决其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