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LGBT 有权不同

多样的性取向
多样的性取向 | | 照片(局部): © konstacot/iStock

女性运动人士、同性恋者以及不愿以传统性别身份自我定义的人群常常相互扶持。但是在实际政治情况中,该同盟也面临种种问题。历史学家米瑞安·格巴尔(Miriam Gebhardt)这样评价。

  只要看一眼德国的政治发展现状,就会意识到,女性主义与代表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和跨性别人士(LGBT)权益的人士具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同仇敌忾:新兴的德国右翼选择党(AfD)。该党因秉持民粹主义而变得愈发成功,为向其拥护者交成绩单,他们不断向女性主义、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变性者和性别研究发动攻击。

  虽然“新右翼”同样生活在当代,其团队中也包括同性恋者或家庭结构另类的高官,但是他们仍把所有听上去和女性主义、非传统性别认同和模糊性别边界相类似的言论混为一谈。这和中产家庭的价值观念没有太多联系,更多是源于如今被德国社会和传媒滥用的一个政论概念:“唯性别论狂人”。

共同之处显而易见 

  想要一举扼杀所有不祥的社会发展的意愿,不仅是由于恐惧和阴谋论而产生的。事实上,女性运动、同性恋及不愿将自己明确定义为传统性别身份的人士在历史上很早就已结为同盟。共同之处显而易见:关注性别平等的权利,关注对于偏离自然角色规范的权利,兼顾外在及性取向。他们共同指责整个文化乃至其用语,特别是权力关系,都是从所谓的正常异性取向中诞生的。

  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在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谓的“新女性运动”中结成的示威同盟。女同性恋者期望借此来抵抗身为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以及身为同性恋者所受到的边缘化对待。同时,女性让自己和男性在性方面互不相干,从而也可摆脱压迫:同性之爱是一种政治决定,是用来反对父权统治的武器。

作为女性主义裂痕的同性恋 

  妇女解放和同性恋行为之间的关联标志着“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在女性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说法由美国文学家、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认为性别是女性所受压迫的核心。更进一步的想法是,变性者可能会破坏二元、不对称的性别系统:如果人们不能被清楚地界定为女性或者男性,那不就自动意味着男性主导地位的终结吗?

  这些发展对于理论研讨颇有助益。对于实际中的女性政治而言却并不总是如此。德国最著名、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艾丽斯·施瓦泽(Alice Schwarzer)亲身经历过这种两难的处境。她领导女性运动的时候,认为女性主义者通常会被贴上同性恋者的标签。因为对男性来说,似乎只有将女权支持者视为女同性恋者和厌男者,才能忍受他们对父权制的批判。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了避免进一步受到攻击——艾丽斯·施瓦泽当时决定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这反过来对并肩作战的女同性恋者来说却是一种羞辱。因此,同性恋问题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些政治活动家而言是一个裂痕。

身份之争和新多元主义 

  在此期间,“酷儿女性主义”(Queer-Feminismus)的概念中映射出了该运动中的身份之争和新的多元主义。社会与此同时也开始调和法律系统、家庭政策与个人生活处境、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自2013年起,变性人士在护照上修改性别变得更为方便。但是在德国还是存在所谓的二元性别体系:每个人都必须至少从形式上将自己明确划归在二元体系之内,并接受一切后果。

  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女性主义者在社会世界中不受任何社会、文化性别划分的影响而自由发展的要求就会持续存在。两性之间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带来的不适感在未来也必然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而面对共同的政治对手,也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