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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海鸥岛上一家都市型社区支持农业农庄
© 视觉中国

有这样一些家庭,他们通过预付一定的金额,将自己对于农产品的消费权交付给一个名为“分享收获农场”的机构,同时交出的还有对那些农人的信任,以及对一种健康可持续理念的认可。在那里,新鲜蔬菜按照当季、当地的原则,不经任何化学农药和肥料生产。蔬菜和农产品会根据需要直接配送到各个家庭订户。

作者: 乐澄

    在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中,这种模式虽然暂时只成为少数人的日常,却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思考的机会和选择的可能,并关注到农业以及食品行业的种种问题。

    这种模式叫做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十年前,石嫣将这种模式引入中国,并在这十年间引领了更多人踏上生态农业的道路。这位始终将自己定义为“农人”的清华大学博士后、“全球青年领袖”,与我们谈了谈她的工作以及中国生态可持续农业的现状。
 
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以及您的社区分享收获农场?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社区支持农业的出现其实最早可追溯到1971 年前后的日本,当时在日本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些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采取这种模式。日语叫做Teikei,写成汉字就是“提携”。所以很明显,它表达的核心内涵是生产者要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消费者也承诺支持农民经营自己的农场,双方应该是彼此依赖的关系,不是相互压价,或者简单追求经济产量的关系。这个模式在86年前后,再传到了欧洲、北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在美国,他们就给这个模式确立了一个新的名字,叫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我们现在做的分享收获农场,也秉持了Teikei和CSA的核心理念。一方面我们正在做有机的生产方式,恢复生态的多样性、土壤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在做消费理念的教育,亦即是什么才是真正称好的食物。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健康的消费来拉动健康的生产,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消费,有了农人愿意干这件事。最终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返乡,成为真正的乡村复兴、乡村振兴的结果。

当下中国食物行业背后的生态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CSA是作出改变的一味良药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负外部性。对于城市的消费者来说,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乡村的环境来说,包括土壤与水污染,乡村的衰败,为数不多的老人在从事农业——其实都是一种负外部性,是我们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我觉得CSA至少是其中的解决方案之一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解决方案,它可以引发更多人的思考。

其实现在CSA模式在中国也形成了更加多样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在最初做CSA第一个农场的时候,就逐渐开始在全国开CSA大会。实际上,在中国CSA这个模式更多地叫做社会生态农业:首先它是社会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面的角色不只有生产者,消费者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利益者。但是绝对不只是像过去,比如说我们只是一个农业公司,或者是一个农民,生产出来就去卖。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消费者的参与和支持,这就是社会化。所以从一开始办CSA大会,我们就在推广很多新的理念和模式,包括像农夫市集,参与式保障体系(PGS),还有慢食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甚至包括可持续设计,在我们每一年的CSA大会都作为重要的议题出现过,也进而形成很多不同的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

一方面我们正在做有机的生产方式,恢复生态的多样性、土壤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在做消费理念的教育,亦即是什么才是真正称好的食物。

您认为CSA模式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哪里?尤其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有哪些必要的条件?

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农业也在推动这种供给侧改革,就是从原来农产品以无公害为主,到绿色有机的一个发展方向。改革的驱动端应该是城市消费者,他们消费理念的改变,以及他们消费意识的变化。这正是CSA最特长的部分,因为CSA应该是唯一一种模式,把生产者、消费者都纳入到整个利益链条中来考虑的,把生产者、消费者都当作参与的主体和力量。

食物农业行业里最常见的概念是食物体系。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应该是关注整个食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比如说从生产端的生态农业,到消费端,比如如何减少浪费,如何可持续地饮食,还有像食物教育这些都市农业,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是非常广泛的从种子到餐桌的流程。因此,需要很多条件配合,包括政策的制定,民间的推动,还有市场的拉动等等,其实需要非常综合的要素。
北京西郊凤凰岭脚下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有机农场 © 视觉中国


分享收获农场的消费群体是哪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模式,其诉求是什么?

分享收获消费者的群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消费者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家里有孩子,比较关注健康,年龄在30岁到45岁左右,另外他们可能受教育程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你们现在的客户有多少?是否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会员大概有1100户。供不应求的情况有的时候会有,因为蔬菜都有季节性,比如说像西红柿,刚开始产的时候数量是比较少的,那个时候就只有少部分会员能订到。因为我们采取的是点菜制,亦即根据农地里蔬菜的分量,比如说今天有50份西红柿,我们就上架50份,规定八点开始点菜,先到先得,所以有些蔬菜确实是供不应求的。

可以分享收获农场还有哪些关于食物方面的教育科普工作,比如说“大地之子”项目以及农场参观活动?这些活动的意义是什么?现在进行得如何?

因为我们农场本身应该算是一个社会型企业,在我们做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其实限制生态生产和消费的原因不只是在于价格,或者大家认为的那些表面因素,而是大家对于食物价值的观念,健康饮食的观念,这些方面是有限制的。像我们做“大地之子”这个项目,到呼家楼小学去给孩子们上一些关于食物教育的课程,也是希望孩子们从小就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生产的,灌输这样的一些理念。等他以后长大了,他对于食物的认知就会很不一样。

此外,还包括新农人培训,截至去年已经办到第12期了,一共有100多个新农人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毕业。刚刚结束的一期大概25个人。这主要是针对成年人关于新的饮食方式以及生活价值的一种培训。

我们既是一个经济体,又是一个庞大的社群。


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过往集约化种植的农作的观念,将这个庞大的群体纳入发展生态农业的队伍中来?

当然了,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叫陈卫平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原来很多人(包括政策也认为,农民不使用绿色有机的方式来种植,可能是因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后来他经过调研,发现实际上影响最大的还是观念,或者说制度,这个制度指的是非正式制度,即观念、价值、文化。影响很大,比如很多农民认为不用农药和化肥就根本一点儿产量都没有。还有的人认为,这个模式根本就不可实现。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尝试过。所以改变观念,就像我们现在做的新农人培训本身也是在改变观念。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农人不止是说年轻人,其实“新”应该更多是指理念的“新”,以及相对于过去不可持续的种植方法的,更可持续的种植方法的“新”。

分享收获农场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既是一个经济体,又是一个庞大的社群。这个经济体肯定要继续发展的,我们未来的计划会以优质的产品为导向,同时也支持一些新农人进行产品销售。另外,则提升我们自身的社群——生产者(包括农场的一批新老农人)、消费者社群的生活品质以及乡村的工作状态。此外,我们致力于通过这种主体,会加大力度去推动政策的转型,通过组织社会活动,灌输推进社会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