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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
是科学研究还是科学幻想?

Sequential Wave Imprinting Machine 1974
Sequential Wave Imprinting Machine 1974 | © Glogger CC BY-NC-ND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未来研究一直在专业学科领域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自从20世纪40年代其“身份”问题在科学界被首次提出以来,相关的激烈讨论从未停息。尽管如此,未来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科学幻想作品(Science Fiction)在近些年里也日益热门起来。

作者: Sascha Dannenberg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某些事情的发生,人们完全不会感到惊讶。比如,2009年欧盟委员会(EU Kommission)在一次会议上首开先河,试图寻找(未来)研究与(科学)幻想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探索超越科幻的科学。即便我们将目光完全聚焦于科技发展,至少在理论认知层面上,我们也会发现,作为无法被实证感知的科学幻想,确确实实能够作为获得科学认识的途径。也就是说,相关议题暗含着下列问题:有关未来的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算作科学?在满足哪些条件后,未来研究才可以跻身于学术界?或者更直言不讳:未来研究探索的是科学研究还是科学幻想?

    未来研究与科幻作品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人们愈发感觉到当今的世界变动不居、充满不确定性、错综复杂且暧昧不明(VUCA,即为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缩写)。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根据我们所经验的用于对未来的预测,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雷茵哈特·科泽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早就指出,VUCA正是所谓“现代”的重要特征。变化已经成为“新常态”(New Normal)和“稳定状态”,也就是说,“不因时而变”是行不通的。在让人们产生上述感受的世界里,人们越发希望能够获得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方向和秩序,以便透过表面被动的反应姿态寻找主动建构的可能性。因此,人们需要可定向性或秩序性的知识,以便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或积极推进行为,或阻止、或主动促成某些选项或(及)可能性变成现实。

    本文所要讨论的议题既包括未来研究,也涉及科学幻想。我们暂且不去理会两者各自产生的路径,也就是说,先将二者的知识基础搁置一旁,这样主要是为了能够将未来研究与科学幻想作为特殊的叙事形式加以观察,这些叙述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围绕某个群体展开的。由此,两者首先描述对潜在发展和未来的状况的期望与担忧。通过广泛传播与引起共鸣,二者得以形成本质上相同的叙述,从而有可能形成共同的规范标准、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目标。从这个层面来看,无论是未来研究还是科学幻想,都是离散式的推理,而且两者都创造了围绕可能的发展与变化展开讨论的机会,即同样提供了方向和秩序。

变化已经成为“新常态”和“稳定状态”,也就是说,“不因时而变”是行不通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关注点转移到未来研究与科学幻想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上。首先,我们应该观察二者在动机与重心的根本性分别。一方面,科学幻想主要将幻想本身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这里的幻想是由经验事物的设想和想象衍生而出;另一方面,未来研究则以当前的科学认识为基础,追问想象中变化和可能性的依据、它们究竟脱胎于哪些先决条件。因而,对二者的认同机制当然也就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人们采用不同的规则和标准分别对二者预测的未来进行评价。即便二者大相径庭,未来研究与科学幻想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作为叙述形式,它们得出的结论既无法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至少在阐述的当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无法通过对幻想世界的凭空创造、以及对建立幻想世界的基础条件进行探索,以获得方向与秩序;相反,方向与秩序首先产生于离散式推理讨论。这里所说的不着边际的漫谈,主要是指针对可能性与不同行动选项的社会性讨论,是以对当前的期望和恐惧的全面思考为基础。诸如此类的思考,既认可通过科学研究产生的认知,同样也承认奇思异想和想象。

    因此,(未来)研究与(科学)幻想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一方(科学幻想)凭借在历史发展中开发的知识储备和理解模式,描述并解释对未来的期望;相反,另一方(未来研究)收集各种想象,并借助其科学论断和标准,从各种潜在的可能性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选项。

    未来研究中,幻想性—游戏性的组成部分,与科学性的组成部分的共生关系,同样也体现在上述两个“世界”中特定概念之间的联系上。相关的概念被用来描述某些方法和路径,例如虚构设计(Design Fiction)、直觉逻辑(Intuititive Logics)、偶发事件(Zufall)、模拟(Simulation)、外卡(Wild Cards,发生概率极低,但影响极大的“关键事件”)、规则改变者(Game Changer)、游戏化(Gamification)。再者,还有一些尤其有名的名词:脚本设计(Szenarien)或场景化路径(Szenario-Methode)(“脚本”这一概念起源于舞台剧和戏剧领域)。如同根据其他文献的详细解释,也正是因为该共生关系的存在,至少是在这里,我们无法有理有据地将想象活动与科学方法或论断区分开来。不过,此时此地,由未来研究与科学幻想的关联中所产生的离散式推理的价值看起来应该重要得多。因为面对真实时,人们是将它作为某种社会现实(社会学家Thomas Luckmann和Peter L. Berger语)来加以理解的,而所谓的社会现实,又会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和权力制度化,并且不断地以符号为媒介被反复地再生产。由此,科学性探索和想象之间的联系,就为建构新的可能、推导各种各样的行动方案提供了机会。

    正如《游戏之人》(Homo Ludens)的作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所说:人们越是反复练习对所面对的真实的理解,并且不断重复这样的训练,就越擅长于再现他们所在共同体——即科学共同体或艺术/文学共同体——界限之潜在的真实,不仅如此,人们也将更为熟练地将这些真实转变为一种社会结构,也就是使之成为社会现实。

    由此可见,未来研究并不等同于科学幻想。但是,前者也无法完全脱离后者。因此,我们可以说,未来研究是一门意识到自身的幻想成分、并自觉使这些成分发挥作用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