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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探险
“我们当时唯一想的就是:战争终于结束了”

汉堡,被毁建筑的废墟。
汉堡,被毁建筑的废墟。 | Photo: Bundesarchiv, Bild 183-V00294-3 / CC-BY-SA

1945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回到故乡汉堡,与家人妻子再度相逢,并重新在废墟中开始了新的生活。以下是跟前总理的访谈。

1945年5月,空袭之后的汉堡满目疮痍。希特勒的接班人邓尼茨海军元帅(Admiral Dönitz)本想守卫汉堡,但是汉堡当地将领私自决议投降。同年夏天,时为战俘的赫然穆特·施密特获释,回到了故乡汉堡,时年26岁。

时代周报:1945年5月3日,纳粹地方官员把汉堡拱手交给英军。这一天您在什么地方?

我在比利时,被英军俘虏,当时躺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片草地上。

您什么时候得知汉堡被占领了?

肯定不是当天知道的,也不是第二天。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汉堡,而是战争结束了。

对您个人来说,战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是您被俘虏的时候吗?

我内心很早就明白这场战争气数已尽,战败的结局不可逆转。希特勒1941年6月东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当时我还跟一位叔叔— 我父亲的同事,赫尔曼·岳汀(Hermann Ötjen)就此争吵过,一战之后他和我父亲都是商学教师。当时他是纳粹军人,后备军上尉。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少尉。我跟他有过争执。

是什么原因?

我当时就跟他讲: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战争结束后,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还有简易营房可以住。按照我当时的设想德国战后的建筑风格会是“简易营房”式。

为什么您当时就意识到会输掉战争?

因为我懂一点历史,拿破仑1812年在莫斯科遭遇的命运就像在我眼前一样挥之不去。

当时有很多德国人把袭击苏维埃看成是策略上的失误吗?

这样想的人大概不多吧。这里我得说明一下,我是个有历史感的德国人,我父亲是半个犹太人。也就是说,我肯定比一般大众更能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您要 考虑到,我父亲有一半犹太血统,而我一直就生活在这个阴影之下。我不能跟任何人,包括我父亲谈及此事。按照纽伦堡法规我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我那 时虽然不知道纳粹要屠杀犹太人,但是纳粹把犹太人看成对头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也不可能成为纳粹。

1945年的早春和夏天您被英军俘虏。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捕的?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三月或四月。但地点我记得很清楚,是佐耳陶以北大约8公里的一个村子,在吕内堡魏德。之前我都是夜间出行,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的。我最后一次上前线是1945年1月和2月在阿登袭击的撤退过程中。

您是从部队逃离了吗?

不是,当时部队已经四散分离了。

阿登袭击失败之后部队解散了?

是的,解散了。每个人都想飞奔回家。巴伐利亚北部来的人,都往南跑;汉堡或者不莱梅来的人,都往北跑。最后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们在吕本贝格的诺伊施塔特相互道别,这个想去汉诺威,那个想去不莱梅,施密特想去汉堡。

被俘虏期间英国人是怎样对待战俘的?

很公道。但是他们没有吃的给我们。

当您1945年晚夏回到汉堡的时候,汉堡是什么样的景象?

那个景象我之前就已经见到过。1943年空袭之后我去过汉堡,汉堡被连续轰炸了三天……

……这就是1943年8月的“厄摩拉行动”。

对。1943年8月中的一天我悄悄离开部队跑回汉堡。那时候我在奎隆斯博恩,梅克伦堡波罗的海沿岸。那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然后就有传言说汉堡着火了,说那阴沉沉的不是乌云,而是烟火。随后我和我妻子—当时她也在场—就决定偷偷跑回汉堡看看我们的父母是否还在。

父母还在吗?

是,他们还在。我的父母住在萨塞尔一个小果园的木屋里。珞奇(Loki)的父母我没有见到,他们住在另一个果园。他们也和我的父母和弟弟一样,轰炸之后变得一无所有。他们用粉笔在昔日的房子上写道:“我们在诺伊格拉本。”就是易北河南边。我没去那边。但是我估计他们活着,否则也不会在墙上写下这些。

汉堡被轰炸时珞奇在什么地方?

珞奇正好休假,去了奎隆斯博恩。当时我被派遣到雷立克,奎隆斯博恩附近的一个射击场。那段时间我就住在珞奇那。我们很高兴能团聚,所以对战争的走势并不是特别关心。

您1945年回到汉堡再次看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内心是否有被解放的感觉?

不,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谢天谢地,战争终于结束了!

您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德国战败是一种解放呢?

我比较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s)在1985年一次讲演中再次揭示了二战的前因和罪行,大概是这次讲演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您被捕的吕内堡魏德的村子附近有一个贝尔根贝尔森军营,英军那时刚刚解放了这个军营。

对。

您当时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倒是审讯我的那个人知道,他问我贝尔根贝尔森军营的情况,可我一无所知。

您知道集中营里对犹太人进行的有部署的屠杀吗?

不知道。

您在被捕期间才听说此事吗?

那时只听说了一些,大部分的消息是之后的几年才知道的。

英国人在俘虏您期间给大家看过有关的影像图片吗?

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根本没管束我们。他们没有吃的给我们,已经很羞愧了。

您当时有没有想到,德国将会为它的罪过受到严重的惩罚?

(沉默良久)我当时还没有在政治范畴内考虑这个问题。我那时不认为全体德国人都是有罪的。纳粹是罪魁祸首。

如果从道德层面上看,您认为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有罪或着说负有责任?

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同谋。但是对于其中某些德国人犯下的罪行,所有的德国人都负有责任。

不是集体罪责,而是集体责任?

这是集体的责任,永远不能允许这样的罪行再度发生。

当您从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再次见到珞奇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那是在诺伊格拉本。我的岳父岳母搬到了一座果园里。我去了那,期望能在那见到珞奇,我猜对了。快到小屋的时候我吹起了口哨,是我们家特有的曲调。珞奇一下就跑了出来,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您两位有多久没见面了?

没多久。当时人们都是通过战地信件沟通。战地信件大多会丢失。我们把信件都编了号,在第13号或者第17号信里,珞奇讲到我们的儿子夭折了。

您的儿子赫尔穆特·瓦尔特(Helmut Walter)1944年冬天离世,当时他还不到1岁。

因为此事我被准假,那是1945年年初的事。我的司令官对我说:“我给您14天假期,您见过太太之后就回来。答应我,您会立刻回来。”

您说到做到?

是的,我立刻回来了。我认识了一位汉堡空军司令官。他叫海诺·冯·兰曹(Heino von Rantzau),半年之前我作为观察员被派去参加一场人民法庭的诉讼,他就跟我说过:“怎么样,小施密特,纳粹又干了什么坏事?”珞奇和我去见冯兰曹, 向他请愿:您能给我一个去贝尔瑙的军令吗?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儿子的坟墓。他就问副官:如果事情暴露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这会让您掉脑袋的,司令官先生,副官 答道。冯兰曹于是说:好,那就这么办吧。

战争结束时您的家人亲属怎么样?您的父母,弟弟,还有珞奇的父母,他们是如何在这场战争中挺过来的?

所有的人都活着,毫发无损。但是也有远亲去世了。我的弟弟和姐夫稍后也都回家来了。

您弟弟也参加了国防军?

是的,当然。我姐夫也是。我们都是作为士兵入伍的。

您当时的朋友当中是否有很多人阵亡或者在空袭中遇难?

空袭中没有人遇难。他们都是士兵。

有很多人阵亡吗?

很多人阵亡了。我刚当上新兵,在不莱梅维格萨克认识了很多小伙子,他们当中就有人阵亡。我是在汉堡报名参军的,当天就被装上卡车带到了维格萨克。当时我的室友很多都阵亡了。

您汉堡家中有什么物品得以逃过战争的劫难吗?

什么都没有留下—全都被毁了。

什么损失让您最痛心?

没有什么让人痛心!人们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受损失很正常。一半的汉堡人都失去了家园。大部分都是租住的房子。

您认识的那些纳粹分子—比如说老师、邻居当中的熟人—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我不怎么认识纳粹分子,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叔叔,赫尔曼·岳汀。我认识两位,他们都死了。那是我学生时代的密友。一个叫库尔特(Kurt),另一个叫乌尔泽(Ursel),乌尔泽坚信纳粹。希特勒死讯传来的时候,她泪流成河。

您回到汉堡后是怎么重新开始日常生活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早上经常晕倒,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我们去树林里偷木头,去地里把别人当作种子刚刚种下的土豆又挖出来吃了。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自己做的床上整整躺了一天,因为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可以烧的柴火。

这样缺吃少穿的日子过了有多久?

记不得了。真正的饥荒是一年之后的那个冬天。

1945年11月您开始了大学学业。您原本是想学建筑及城市规划的。

我没去学建筑。因为当时我认为学建筑不仅要上科技大学,而且同时还要上艺术院校。上艺术院校我就只能去慕尼黑或者维也纳,这两个地方都太远了,而且生活昂贵。我1945年11月上大学的时候,就选了看起来学时最短的专业,也就是国民经济学。

您选择了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

是没什么兴趣。

这个专业以后有没有能唤起您的热情?

没有。我也没学到多少。就是试着挣些钱。

怎么挣钱?

做纳税申报,比如给零售商人和加油站承租者做纳税申报。挣来的那点钱我都在黑市上买了食物。我主要是靠着我太太生活,她做教师赚钱养家。

虽然您对经济专业不感兴趣,但有没有过让您敬仰的教授呢?

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他当时已经移民美国,有一两个学期的时间在汉堡,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另一个是卡尔·希勒(Karl Schiller)。他是唯一一个言之有物的人,其他教授都非常自大,目中无人。

卡尔·希勒有时候也很自大。

是,但他句句箴言。他把凯恩斯(Keynes)彻底融会贯通了。其他人都没听说过凯恩斯。

您在政治方面对于1945年的新开端有过什么期待吗?

政治方面没有过任何具体的期待。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别人一起投身于开创新政局的?

是个偶然的契机。1952年我担任交通局的负责人。汉堡港口库房公司的经理,恩斯特·普拉特(Ernst Plate)希望我进入他们公司的董事会,继承他的职位,我本人也愿意从事这份工作。也就是说,普拉特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做到港口经理的晋升蓝图。但是卡 尔·希勒,我的上级,当时的州政府委员,不让我离职。因为好玩,我1953年进入了联邦议会。三个不同的社民党选区希望我代表他们参与竞选。我选了其中最 近的一个选区。

舒马赫(Schumacher)是您加入社民党的一个重要人物吗?

不是的。我加入社民党是因为被俘期间认识的一个中尉,汉斯博纳·卡姆普(Hans Bohnenkamp)。在他的影响下,我于1945年在诺伊格拉本就去了社民党,并在1946年加入社民党。我们1946年为第一届州议会选举制作了宣传画。

您当时对哪一位汉堡政治家印象深刻?

马科斯·布劳尔(Max Brauer)!当时人们在城市公园大喊:马科斯,请留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因为他在考虑回美国?

对,当时他还是美国身份。

您什么时候认识的赫尔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

1949年。卡尔希勒当时是汉堡负责经济的州政府委员。他每月都把汉堡的议会议员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解经济形势,其中包括魏纳(Wehner)、 彼得·布拉赫斯坦(Peter Blachstein)和格尔特·布茨利尤斯(Gerd Bucerius)。我于是认识了魏纳,他大多时候都比较沉默。格尔特·布茨利尤斯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人物。

格尔特·布茨利尤斯在联邦议会代表基民盟。

是,从那以后我们就认识了。

您说过您是因为好玩从政的。您什么时候意识到了政治是您的使命?

最开始我觉得在联邦议会工作四年是件有趣的事情,此外没有其他想法。但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让我着迷的议题,就是同盟国希望德国再次开始军备武装。弗里 茨·艾尔拉(Fritz Erler)和我站在社民党的一边,其他议员同事站在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的一边,我们极力反对重建国防军。

今天,战后70年,如果您重让新审视二战的结局,您觉得还有没有未能愈合的伤疤?

如今从我的办公室向外望去,是一片绿色的草地。《时代周报》报社的旁边以前是一座学校,约翰努姆学校(Johanneum)。这所学校后来被用作国 家和大学图书馆,直到它被完全炸毁。我来报社工作的时候,那片废墟都一直还在。后来当时的建筑主管想要在那里建造一座钢筋玻璃的立方体。我在《时代周报》 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文章。

这些是外在的伤疤。

我这一代人是会带着伤疤走进坟墓的。
 

赫尔穆特·施密特在1974年到1982年期间就任德国总理。1953年他首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联邦院并从 1961年其担任汉堡参议员。1971年他被当时的总理维利·勃兰特任命进入联邦内阁,并先后担当国防,经济和财政部长。在二战初期,赫尔穆特·施密特任 职于不莱梅。1941年他在东部战线的装甲部队参战。他参加过列宁格勒战役和对莫斯科的进攻,在列宁格勒战役中上百万列宁格勒人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