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马龙访谈 “其实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从问题开始的”

莫妮卡•马龙访谈
莫妮卡•马龙访谈 | Photo: Alice Ho

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谈她在中国的经历,第一次到香港的所见所闻以及她所经历的柏林墙倒塌。
 

马龙女士,您好!您刚在中国兜了一大圈,去好几个城市举办了作品朗诵会,您不仅与大学生进行思想交流,还在座谈会上与普通读者互动。您现在感觉如何?您到香港来的路上,有哪些所见所闻?

好的,您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我很好。一路上充满了惊心动魄,大大缓解了舟车劳顿的辛苦。这一路给了我太多的所见所闻,多到前一站的内容还没来得及消 化,就得匆匆赶往下一站——我必须花点时间整理这次旅行的见闻,有些需要使劲回想。这次中国之行第一站是上海,最后一站则是香港,总共去了七个城市——三 个礼拜跑这么多地方已经是挺赶的了。

我在各个地方感受到的东西当然是不一样的,没法用一个问题或一个回答来笼统表述。欧洲人或德国人来到中国,都会被眼前各种各样的“大”所震撼,这是他 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里什么都“大”,包括巨大的火车站、壮观的人山人海,还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许多城市并不是历经几百年才建成的,而是在短短数十年 间拔地而起,它们看起来是那样陌生。那些成片的高楼仿佛就像军队般矗立在眼前。中国人只用了三十年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实在令人惊叹。

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是个矛盾的存在:既不得不佩服,又不得不有一点点害怕——以上是我对中国初步的视觉印象。当然我还认识了不少各色各样的人。我跟大 学生的接触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非常亲切动人且充满欢乐。有几场活动,我朗诵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飞灰》(Flugasche)的片段。这部小说1981 年就在德国出版了。朗诵完以后,我们进行了生动而有趣的讨论。同学们说,我这本书差不多快是40年前写的了,可在他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本书面 世这么多年后,还有这么多人重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与德国截然不同的国家,这对作家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恭维。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只有《忧伤动物》 (Animal triste)这本书被翻成了中文,《飞灰》至今还没有推出中译版。说不定以后会有吧,谁知道呢。

这几天您一直待在香港,您对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很高兴一来就赶上了全城大游行。我们要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呢?如果有人和我一样,也来自东德,就会对这次游行活动特别感同身受,因为很 容易会联想到89年的东德。当时东德人连续数月在全国各地展开示威游行,结果是最后柏林墙倒了——当然这不光是大家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周围振臂高呼的缘 故,而是因为整个欧洲都加入到了这场运动当中。所有人都既开心又骄傲,就是因为他们终于鼓起勇气,为争取自由而奋斗。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非常了不起。我们去了“占中”的几个地方,我看到青年男女向过路群众发放矿泉水,还把产生的垃圾清理走。有一幕令我难忘:我看到一 个年轻人十分优雅而轻巧地走在两辆巨大的垃圾车前,把它们引导到静坐的地方,让它们把垃圾收走。示威的学生表现出了坚强的决心,既冷静又守纪律,我很赞赏 他们这种态度,希望他们能取得成果。当然政府不可能全盘同意他们的要求,这想都不用想——尽管我们希望最好能一切如学生所愿。我衷心希望此次示威不要被血 腥镇压下去,也不要不了了之或被扼杀在摇篮里,那样会令人感到十分沮丧。不过,这一辈的年轻人已经从此次行动中对自己有了一定了解,他们发现自己也有发言 权,这一点他们不会忘记。香港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上街游行,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您刚说自己是第一次来香港,但您以前来过一次中国,上次是到北京。这趟旅行跟之前相比,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我这次没去北京,所以没法作比较。上次来的时候,我因为带着自己曾是东德人身份的经历,看过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再加上之前去了趟日本,对中国是带有一些期 许的。我以为中国是可以用一个框框来套的,结果却完全出乎我意料。这有可能是因为那次是北大请我来的,我主要接触的都是一些了解德国、并且有些已经去过德 国的人。当时我跟他们非常开诚布公地交谈,他们无所不谈,令我十分诧异。此外我还发现,之前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竟然都是真的——的确有人因为政见不同而 被逮进监狱或软禁起来,这个国家的确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愈发不敢相信,自己在座谈会上感受到的自由氛围竟然 也是真的。

我在旅途中碰到了一群独立艺术家,他们告诉我,中国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困难,尤其对文学界来说是一场灾难。美术家尚可谋求移民的出路,因为他们不 受语言的束缚,毕竟雕塑或绘画作品不需要翻译成他国文字。之前我就听说有艺术家、包括作家被逮捕的事例,看来从我上次到中国来,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 恶化了。

尽管如此,中国跟我记忆中的东德相比,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到东德去,会觉得灰蒙蒙的,很压抑。人们心情普遍很差,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 么,但你在中国察觉不到这些。这里一切都如此生机勃勃,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真的是忙于生活,忙着活下去,忙着买卖东西——整个国家最要紧的事似乎就是做买 卖了。几乎每个跟我交谈过的人都抱怨中国人眼里只有赚钱或获取财富。

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就能一直这样一边享受经济上的自由,一边却被剥夺了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我觉得不可能。当人们从疯狂的购物欲中清醒过来时,就会发 现这样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真正感到快乐。他们需要更多的自由,而不只是买卖商品的自由。可能那时他们就会和这次勇于伸张自由的香港学生一样,内心有类似的 公民意识觉醒。

我得承认,第二次到中国来,我仍然有跟第一次相似的问题。但我们没法很快就找到正确的答案,前提是这些问题有答案的话。

在您的朗诵会上,中国读者感兴趣的主要有哪些方面?

要看我那天朗诵的是哪部作品。他们的确十分喜欢《飞灰》这本小说,也对其中关于东德生活的描述与自身生活的相似之处很感兴趣。《忧伤动物》里面也跟这段奇 特的历史有千丝万履的联系,书上有相关的描述。读者在我的作品里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例如环境污染、审查制度、极权国家等,就会提出来跟我讨论。

今天您如何看待身为作家的自己?在长达40年的作家生涯里,您对自己的看法有没有发生变化?

您问我如何看待身为作家的自己——我没这么想过。我不会在照镜子的时候说:“莫妮卡,你是个作家!”我只能说,我对工作的态度、我在工作时的感受,或者促 使我写作的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自从东德不复存在以后,这些当然都有很大变化。现在我只写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面对一张白纸,我会问自己想要知道什么。 其实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从问题开始的。我在开始写《飞灰》的时候,想到的不仅是环境问题,跟环境有关只是巧合。我当时关注的是自己作为记者的立场,想知道 如果我把真相写出来会怎样,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如果有人决心把真相揭露到底会怎样。于是我就这么写了,由于我很了解比特费尔德这座城市,就把城里摧残身心 的劳动环境和工业污染当作小说的主题。结果很走运,这样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令小说取得了成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一直被看作是环保题材作品,但在我看来其 实并非如此。

您在前面多次提到以前的东德,以及您在东德的生活经历。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您是怎样度过的?25年后的今天,您又如何看当时发生的事件?

我是在汉堡的住处,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听说墙塌了的。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东德,在汉堡住了一年半。不过,我参加了11月4号的大游行,以及更早的一些活动, 我可以在两边自由来去。那段时间我曾待在柏林,但在墙塌的那个晚上,我是在汉堡。我一听到这消息,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当时不断有朋友从纽约和其他地方打电 话来问是不是真的。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个晚上,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事实。从1989年秋天起,我就相信世界是有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