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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乌里•高尔克(Uli Gaulke)

乌里•高尔克(Uli Gaulke)
乌里•高尔克(Uli Gaulke) | Photo: © Flying Moon Filmproduktion

导演乌里•高尔克(Uli Gaulke)生于1968年,在1989年-1995年间,于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学习信息学、电影戏剧学。课余时间,他在柏林的各家影院兼职做 电影放映员。1994年,他和朋友一起在亚历山大广场创立了巴拉兹怀旧电影院(Programmkino Balasz.)。一年之后他开始在波茨坦巴伯斯贝格的康拉德•沃尔夫(Konrad Wolf)影视学院学习电影导演艺术。他的毕业作品《亲爱的哈瓦那》赢得了2001年德国电影奖最佳纪录片金奖。从那时起,他就在各大影片和电视中担任导 演、编剧和摄影师。他的拍摄工作把他带到了朝鲜、印度、布基纳法索(《梦中的同伴》,2006年)、古巴(《亲爱的哈瓦那》,2001年)和俄罗斯(《粉 红出租车》,2009年)。他最新的影片《上海老爵士》(As Time Goes By In Shanghai),讲述了世界上最老的爵士乐队的故事。 

高尔克先生,您是怎样走上电影这条道路的呢?

     乌里•高尔克:九十年代初,我在大学学习之余还有一份电影放映员 的工作,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产生了想自己拍一部电影的想法。最后的成品是一部短片。在六分钟时间里,我将镜头对准一对夫妇,他们在大冬天里驾车穿过一条 乡间公路,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突然他们发现在路中间有一位俄国士兵躺在那,还尚存一息。没多久妻子和士兵驾车继续前行而丈夫却换上了士兵的制服留了下 来。通过这部影片,我获得了影视学院评委席的认可。 

在中国拍摄电影是怎样的?

     乌里•高尔 克:我们当时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拿着摄像机随意拍摄。不过和平饭店的爵士乐手们,对于这次的拍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有自己的别一番想象。一 开始他们以为,他们只需和我们一起坐下来,摄影棚灯光打开,然后他们一口气讲上个把小时他们的生活,就完事了。这是他们事先对这次拍摄的想象。他们并不愿 意和我们呆在一起更久。他们的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晨炼、读报纸、睡午觉、然后坐两个小时车到和平饭店,演奏三个小时的音乐,然后再次坐两个小时车回 家。摄制组一开始并不能融入到他们中去。他们都是老人家,没有多长时间可活了,他们只想要玩音乐。他们必须先适应和接受,我们想要和他们在一起度过几周的 时间这件事情。事实上,在我们陪同他们去了荷兰的演出之后,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才开始建立起来。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上海,这时他们就放开了。饭桌上可以解决很 多问题。还有不能不提那位年轻的女歌手陈胤希。在她的帮助下,我们之间的隔阂才真正消除了。 

您想展示中国的哪一面呢?这部影片所传达的信息与许多德国媒体完全不同,他们呈现的是中国的雾霾和交通拥堵,让人们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不安。

     乌 里•高尔克:共产主义和经济的迅猛增长,我对这种充满矛盾的领域已经感兴趣很久了。这些老人家身处在这些变化之中,却没有像上海其他的古老事物一样,任由 推土机掩埋。在影片拍摄中,为了让这些老人和这座城市显得协调,我们特意在深夜或者清晨四点拍摄街景,让今天的上海慢下来。这些乐手就是活生生的时代历 史!我希望,人们可以看看他们的脸,学着去理解他们。我想重现一段充满了标志性重大变革的历史。一开始我会咒骂上海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如此多的压力,大 街上又如此的冷漠,和平饭店这些顽固的老人让我气坏了。不过逐渐地,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与上海、与乐手们、与我周围的一切陌生的事物。他们不会在媒体 发布会上对鹿特丹的记者说,作为爵士乐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过哪些困境,因为他们绝对是爱国者。在拍摄这一幕的时候,我不得不由衷一笑。这就是记者 和影片拍摄者的区别。一个记者怎么能在五分钟就获得我投入两年时间才得到的东西呢。我觉得,一切都是一场考验。如果我通过了,我就会得到回报,我现在就有 这种感觉。接下来,我还会在中国拍摄第二部影片,这次是关于一个年轻的重金属乐队。我把我女儿送到了柏林的一所学校学中文。我很期待接下来还会发生的故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