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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创伤研究
寻找“文革”隐伤者

革命宣传画:红卫兵与红宝书
革命宣传画:红卫兵与红宝书 | Photo: ©ImagineChina

在德国心理学者的帮助下,精神分析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的“文革”心理创伤研究中。学者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解答“文革”如何隐形且隔代地影响中国人的内心和生活。 

作者: 范承刚,苏桐,廖梅


     如同控制录影机,顺放或倒带,一名心理治疗师正在让一名中年男性回溯自己的一生,寻找那个影响他最深、最重大的事件。治疗师称其 为“节点”。记忆的门逐渐打开。这名男子首先想到自己10岁时,被父亲用皮带痛打的情景。描述这一记忆时,他全身抖动,流下眼泪。当治疗师问,是否还有其 他画面可以回放?男子将想象退回到5岁,突然,他出现了姿势的改变,声音变得极为幼稚,失控地用手捂住眼睛,不连贯地喊着“怕、怕”的字眼。当问他眼前是 什么,他说看到“文革”时,红卫兵冲进他的家,将一向是权威的父亲拉到院子里,勒令其跪下,用铜头皮带死命抽打的场景……

     上 述案例,是心理学家施琪嘉在2010年众多访谈中的普通一例。十余年来,这位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一直致力于解答这样的问题:已结束近四十年的 “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他的工作可以用孤独来形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难以发表论文,也极少公开讨论,研究者更是寥寥可数。这群 中国研究者得到的唯一支持,来自德国。中德两国学者尝试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持续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 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 施琪嘉说。

弗洛伊德:从“柏林墙”到“文革” 

    “德国关于二战及‘柏林墙’”时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让我们有一定经验对于‘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进行类似观察。” 安姬•哈格(Antje Haag)说。

     1988年,安姬•哈格首次前往中国授课。她发现自己的“学员”里,一部分年纪较大,都是50岁上下的男性,是在“文革”中被禁 止从业的精神病科医生;另一部分年轻学员,则都不满30岁。明显的年龄层空白——“文革”时许多大学都被迫关闭。学员们随后表现出的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 的强烈兴趣,更让这名德国人深感触动。

     这群学员急切地想要学以致用,治愈时代的病患——1982年,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 玛格丽特•哈斯•维瑟加尔特(Margarete Haaß Wiesegart)参观在北京、成都及上海的精神病院后发现:住院患者多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其妄想和幻觉都来自政治运动的影响。1997年,“中德高 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正式运作,在德方的帮助下,精神分析理论也被引入对“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中。1999年,曾在德国做过辛提人和罗姆人(纳粹 时期欧洲被害族群)创伤研究的安姬•哈格,联合6位中国学员,开始了对于“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

      “躯体化”与记忆病毒 

     1980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在湖南选择了一百个被诊断患有神经衰弱的病人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曾在“文革”中遭受影响,比如 家庭破碎、失业、子女离散等。有些患者则出现了各种身体上的疼痛,如偏头痛、胃痛、心血管问题……凯博文将这种身体性的疼痛,称之为“躯体化”——当个体 的苦痛无处排解,只能通过生理疾病的方式表达,“躯体化成了这一代人生活苦难的首要表达方式”。

     躯体化之外,心理分析学家托 马斯•普伦克斯(Thomas Plänkers)还发现老人们持续数十年与往事作战,无休止的羞愧、焦虑、紧张,以及源自生理摧残的恐惧,让他们选择了删除一部分记忆。 “这些创伤,都像是被植入的电脑病毒,潜伏在系统中,伺机而动,也可能随时感染其他的电脑。” 托马斯这样形容创伤性记忆的特点,“没人能说清何时会瞬间崩盘。”

     隔代感染者 

     “伤痛是一笔遗产。”数十年研究,让阿夫•葛拉赫(Alf Gerlach)教授有了自己的结论:集体创伤的影响绝不只作用于亲历者,还会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代际传递。“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两个现实中,一 个是自己的现实,另一个是由父母的创伤史构成的现实。”

     E是阿夫•葛拉赫的一名德国病人。他的父亲曾为纳粹组织服务,并为德 国对抗苏联的战争感到激动;而他的母亲曾是纳粹分子——这些记忆的遗产,令E的羞愧和绝望无处释放。父辈的伤痛与耻辱让 E感到自己从出生就被“惨痛地遗弃”,他把自己塑造成最绝望的人,狂躁而愤怒。

     父辈把精神重担传递到后辈——这种影响孩子精 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被阿夫•葛拉赫简称为“代际授权”,最明显的创伤性后果便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无论是德国或中国,这些案例共同的特点都是孩子 陷在父辈的经历中,复制其经历的创伤,无法形成真正的自我认同。”阿夫•葛拉赫说。

     遗伤与暴力在代际间悄然传递。心理医生吴莉说,研究“文革”,学会重新面对亡父和历史隐伤,“我其实想治疗的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