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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下乡!
一个世纪中国五代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

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年们“前赴后继”地奔赴农村,但几乎每代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全面落后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文学者钱理群在他对上世纪历史的回顾中作出了现实的思考。

作者: 钱理群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到农村去”的运动。

“五四”时期

     “五四”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核心为“人的觉醒与解放”,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与肯定。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 庭里,从小就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 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不是 “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的独立的“人”。

    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若不解放他们, 而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

三十年代

    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规模还较小,到三十年代就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农村去”却有两种不同的路向。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苏维埃运 动”,大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因此,需要进行 四大教育:“文艺教育”,扫除青年文盲;“生计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卫生教育”,建立乡村保健制度;“公民教育”,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说到底,是对 人的教育与改造。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他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

四十年代

在四十年代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的论断“知识分子 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人们感到,这几乎是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自身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有 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感到软弱无力,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农村就自然成为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人涌向 根据地。

    这一运动与二、三十年代的“到农村去”运动有深刻的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移动:“到农村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 “改造”主题。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这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农民的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国,从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但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 中加深了对整个中国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大大推动了农村的建设事业的发展。

五六十年代

     我们这一代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有着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和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我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要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无可否认,“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到那里”的理念,暴露了这一代人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是自觉、不 自觉地充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的。因此,大学毕业后,当组织上分配我到边远山区贵州去时,尽管这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仍 欣然前往,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    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最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 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尽管 我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另一个精神基地。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半自愿、半被迫地到农村去的。这是上一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 说得很明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倾向的(毛泽东一再强调:“书读得 越多越蠢”,因此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但有一个事实也是,在深入农村以后对“中国问题”的正视,就逼得这一代人“重新思考与估价一切”,包括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应该 说,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作了人才的准备:今天活跃在中国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有“下乡”经历。 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是对中国20世纪最后二 十年至今的变革,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