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资本论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困境

Das Dilemma des „kritischen Marxismus“ im heutigen China
2005年,上海市公安博物馆的“红色之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作品展” | Photo: Yi Shui (一水) ©ImagineChina

在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何从资本与理性的共谋关系入手,探求民富国强之路,同时又如何遭遇和面对“生活的无意义”?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对此进行分析。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是否还有任何实际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就必须对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内在的区分,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目前在中国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本文将特别地选取其中的一种作为 主要考察对象,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由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指由卢卡奇(Georg Lukacs)、科尔施(Karl Korsch)、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一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所开创的一条全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它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区 别。自8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直接利用来自西方和东欧的思想资源,批判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现实之 间的内在关联。

    为探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紧紧依托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其思想资源来自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欧陆哲学,以及西方、东欧和日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最富理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多年在高校里从事教学,根据笔者的观察,当代大学生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着明确的双重性:他们一开始往往会对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课程和著作都敬而远之,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与现实生活无关的空洞的说教;但一旦他们有机会真正地接触到这条“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不仅与他们原本所想象的根本不同,而且其理论与当下的中国现实还直接地相关!因此,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普通民众已经失去吸引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魅力。

既理性又不理性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同时切中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从正面看,它直接地讲述了资本如何在中国社会逐渐地上升为规定性的原则;从反面看,它则揭示了现代中国人为何在这种为资本所规定的现代生活中会同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体现在具体的理论上,前者主要根基于马克思对资本的生成逻辑的探讨,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明确地把理论的重心从传统的剩余价值理论转向了对于资本与理性的共谋关系的揭示。对于当代的中国民众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表明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关系,因为早在中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引入资本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十分清楚资本意味着剥削,只有剥削才能带来资本的增值。此时中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民富国强。在西方,资本的充分发展带来了民富国强,而且也是因如此,现在的中国才不得不向资本开放。

     资本的统治是怎样带来民富国强的呢?马克思一方面清晰地洞见到,资本来到人间意味着对传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彻底改变,它斩断了所有这些传统的、自然的关系,把人解放为孤零零的个体;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敏锐地指出,资本绑架着理性(人的精神劳动),还同时完成了这些关系的重新安排。此时,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是以机器为中介的理性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是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理性关系。作为这二者的结果,在人与自身之间也是人对于自己进行理性管理的关系。这样,资本就在理性的辅佐之下,成为了生活中唯一的规定性的原则,它带来的是从资本到资本(G-G)的无止境的扩张。在现实生活中,它一方面意味着资本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财富的不断积累。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魅力就在于,它同时还指出,此种为资本所规定的生活又是非理性的、无意义的。根据马克思本人对于异化(alienation)、物化(reification)和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逐步深入的批判,“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由资本所规定的现代生活虽然看似理性的,但实际上是完全非理性的,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总体上并不是理性的,人们实际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生产和生活进行理性的安排,而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本性却要求我们把这个有限的理性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开始于人们对自由的诉求,但实质上却带来了对人的更大的奴役。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生活中,人人皆受奴役,无论是资产者、精神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也正因如此,此种为资本所理性地安排出来的生活在根本上又是无意义的。它好像与我们完全无关,既不充实也无意义。

批判的理论还是精英升迁之路?

     对于那些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所打动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们来说,它首先能帮助他们去直面和理解由金钱主导的现代生活的无意义。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迅猛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不仅有现代都市人所真切地经验到的生存意义危机,而且有“二代农民工自杀”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所有这些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都可以得到理解和阐释。在直面和批判无意义的现代生活过程中,还可以发现生活的意义。更进一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与理性的共谋关系,还反过来帮助这批青年学生们进一步看清了他们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上升为社会精英的道路。他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强大的理性能力(脑力劳动能力),参与到资本对生活的安排中,从而成为主宰着整个社会的精英。因此,我们看到,真诚的学生们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似乎陷入了一种分裂的状态。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变革,而这一目标显然还没有实现。它的实践力量仅仅止于“个体性的救赎”,对于整个资本的原则还无触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具有强大的理论魅力,但在实践上又是无效的。

资本与民族国家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实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尚未能够真正克服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经验的逼迫之下,马克思本人关于超越资本的道路的思想无法成立。在马克思那里,超越资本的道路被集中地表述为“取消私有财产”。这一道路实际上又意味着无产阶级对于现代国家的扬弃、普遍的世界历史对于特殊的民族国家的扬弃。

     对马克思而言,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理。这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所声称的普遍性是虚假的。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为她代表着对以私有财产为原则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扬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真正实现。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中,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却似乎早已被彻底解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中,人们曾经感受到的只有阶级的政治的内涵,完全没有无产阶级的普遍内涵。在阶级专政的实际历史中,阶级同时还意味着阶级性对于个体性的直接剥夺。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对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似乎已经逐渐地被对普遍的人权的诉求所替代。

     此外,马克思一直坚持普遍的世界历史的立场。他一方面强调资本实际上已经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无产者们才能真正地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实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特别地关注其他民族的文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表明,资本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统治不仅没有消灭民族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反而带来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不仅如此,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在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已经被蒙上浓重阴影的情况之下,当下的中国人非常自觉地转而去寻求中华传统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差别,力求从自己的文明中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行之路。因此,在当今中国更有影响的不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立场,而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怀。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在当代的语境中对关于资本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现实难题给出答案,就无法在中国成为遏制资本的现实力量,即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2003年获复旦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多年以来,一直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研究,研究重点包括马克 思、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主要著作有《解放神学》(Theology of Liberation),2000年,台湾扬智文化事业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