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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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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活动开始前,多尔斯•格吕贝恩即向主办方表示自己无意参与此次对话,而是宁愿“默默坚守若干不容商榷的理想”。莫妮卡•马龙虽无法断定日后是否会为参加这次对话而深感后悔,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她表示将向中国同仁提出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可以读什么书?我如何能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

作者: 安德思

对话阵营的角色划分似乎泾渭分明,德中对话究竟困难何在?“为何我们互不理解?”哈佛大学教授霍米•巴巴问道。作为后殖民行动计划的倡导者,霍米•巴巴曾为推动西方知识体系的重新定位做出重大贡献。他认为在人们面对陌生事物的“不理解”和争议中包含了克服对立的固有前提,“否定之途”(via negativa)预设了向前迈步的憧憬。霍米•巴巴在新哈登贝格城堡的发言中指出,异口同声式的“共识文化”(Konsenskultur)已告结束,他主张以不同立场相互间的趋同为目标,在充满活力的“异托邦”(Heterotopie)实现理解,但他同时指出,趋同并不以否认历史、文化和身份的差异为代价。

亚历山大•克鲁格也同样召唤异托邦时代的来临。他认为在异托邦时代,“不可能”与“可能”总是相伴相生。“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正在充满好奇地关注着中国,就像莱布尼茨曾经做过的那样。”当莫妮卡•马龙重新提到人权问题时,多年来一直在向全国人大递交同性恋婚姻提案的学者李银河与作家萧开愚同时表示,维权在中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阿•多姆表示她将与其他人一道为人权而战,除非持不同政见者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而敦促她停止抗议。对体制并不抱有根本性敌意的中国学者们则提出了若干政治诉求:取缔审查制度,恢复出版自由。欧洲主持人花久志呼吁人们不应忘记,在一个经由中国当局批准的活动上与会者将成为谁的证人——“这是作家要求人权的呐喊!我们听到了这声呐喊,我们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在此之前,弗朗索瓦•于连已为偏离执政党路线的对话内容定下了基调。他认为“分歧”的存在是出于“反思人性的迫切要求”,对人性进行反思能够开启不同立场之间彼此关注的目光;思想空间因分歧的存在而产生,从而激发出一种对“共性”的全新理解。中国知名学者汪晖指出,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共性尺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如何满足“新贫民”即三百万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该群体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为其代言,受到资本与政治的盘剥。依照中国学者观点,我们必须对很多概念重新加以理解,这其中包括汪晖提到的“劳动”和“尊严”,以及哲学家赵汀阳所阐述的“人权”。海尔穆特•拉赫曼表示,赵的“人权”概念中潜藏着一种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报复性正义”。异质思想空间在莫言的头脑中或许也同样存在,2009年他在出席法兰克福书展时曾谈到:“一名作家应该对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人性的丑陋表达批评和愤慨,但这方面不存在某种统一的形式,有些人可能想要上街呐喊,但我们应当容忍一些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并且用文学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新哈登贝格堡为期两天的对话也为思想的“偏离”提供了自由空间,围绕几个核心概念迸发出无数思想火花,对话中既有相互接近和碰撞,也不乏深层次的交流。国际性视野营造出一个相互理解的体系,从而避免了某一方出于自身使命和利益的需要而将思想空间全盘占据的危险。如果伴随我们思考与认知的分析习惯自一开始便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那将何其美妙;我们将会理解,中国也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执政党的阴影笼罩下人们也在围绕什么是正确答案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