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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德国艺术家柯罗夫
穿行于世界之间的漫游者

柯罗夫
柯罗夫 | © Rolf Klünter

柯罗夫位于大楼底层的工作室座落在泰康路背街的一面,这里原来是法租界。他的工作室内部尽显艺术家的创作繁忙。

  柯罗夫位于大楼底层的工作室座落在泰康路背街的一面,这里原来是法租界。他的工作室内部尽显艺术家的创作繁忙。四处悬挂和堆放的都是不同尺寸的画布以及他特有的黑色尼泊尔手工制作的纸。“我创作很多,也乐于此道,但都是一拨一拨的。今天是我两个月来第一次走进工作室。”柯罗夫解释道。他身材高大、和蔼可亲,说话时带着一种软绵绵的口音。我们由此切入正题。几天前,名为《欧亚壹》的展览刚刚在上海莫干山路艺术家聚集区举行,有十八位中国和德国艺术家在“小岛6号艺术中心”展出了作品。这次展览中柯罗夫的角色并不仅仅是艺术家,他同时还是展览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策展人的艺术家

  “我曾被问起是否能为科勒总统对上海的访问做点什么。两个月前,当我在出租车上时,举办这个展览的主意突然冒了出来。我确信,展览的主题与我个人息息相关,因为它将构成对我本人迄今为止人生篇章的总结。“ 二十七年前,他没有去纽约而是去了亚洲,其动力便是为了深入研究和体会约瑟夫·博伊斯的作品《欧亚》。那部作品创作于冷战中的1967年,当时成为建立一个欧亚大联邦的宣言。

  完成了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学业之后,这个来自“艾费尔的农村孩子”1980年获得了一份为期半年的奖学金。他去了尼泊尔,一呆就是18年。其间他学会了尼泊尔文、梵文和藏文,并成为一名佛教徒。“我第二次融入了一个社会,在那里,我几乎没有什么德国味儿了。”停了停,他补充了一句:“当然,彻底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

  在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大学美术系从教多年之后,柯罗夫于1994年卸下了协助发展的重任,重操旧业成为自由艺术家。1998年,他得到了上海方面的邀请,1999年他应邀在刘海粟博物馆举行了一次大型展览。决定很快就做出了,一切都自然而然。“就我而言,搬家非常合适。尼泊尔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对我来说那里已经没有发展余地,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对于作出迁居中国的决定,艺术家本人也觉得有些惊奇:在多年潜心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化有过密切接触之后,“那时我内心中对中国人还是有所保留”,他开诚布公地说。但是一到上海,疑虑便烟消云散。“我在上海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衷心欢迎,那是一种真正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柯罗夫说道。

来自异乡的灵感

  他的艺术也随着迁居发生了改变:受南亚风格影响,他的作品原本倾向于艳丽色彩,而受到中国国画艺术影响后,他转向了黑色。柯罗夫到达中国的大都市后搞起了摄影摄像,这也许并非只是偶然——没有现代媒体便无法跟上“城市丛林”的变化速度。年复一年,他用摄影机记录下他周围的生活、记录下他从32层楼上的寓所到工作室的路途,或是用照相机从窗口拍下夜色中那深邃的幽暗。

  画布的运用对他来说是一件全新的事物。柯罗夫拒绝这种传统的材料达25年之久。即便今天他也并不使用画布完成独立的作品,而是仅让画布作为那种混合各种媒体、超越种种界线的整体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为“欧亚壹”创作的作品“超跃面纱”中,柯罗夫将其最偏爱的材料——染黑的尼泊尔纸与108只小灯泡和一张照片拼贴画组合在了一起。照片上展示的是从外边看到的窗户,然而这些照片又被放在一个窗户前。参观者原本指望看到外面,然而却仍然看到了窗户里面。这引发出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

新一代流动艺术家

  每一个参加“欧亚壹”活动的艺术家柯罗夫都认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跨越欧亚的“路上行人”,都在与“异国”打交道。对他来说, “路上行人”是一种九十年代末才大规模出现的较新现象。“年轻艺术家的很多作品今天并不产生在工作室里,而是产生在旅途中。这是一种还从未有人加以研究的现象。”展览的名字便已暗示这并不仅仅只是一次孤立的活动,而是在为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石。

  每年,艺术家都至少会返回尼泊尔和艾费尔一次,两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工作室。但他今天生活的核心在上海,在那里他和他的中国太太以及他们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活动半径就是从家到工作室——这段距离步行仅用十分钟。旅行本身对柯罗夫来说并不是目的,他的展览决定了旅行的时间和地点。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和拉萨之外,他还没去过中国别的地方。在描述他对第二故乡的感情时,柯罗夫说:“七年过去了,上海对我来讲还是魅力如初,这是一个有趣而充满活力的城市,而我们就生活其间。”这是一个心跳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的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在这里奔走会让他有更多的肾上腺分泌,引发更多联想,激发出新的主意。“上海——这里有一种轻松,有人称之为肤浅。事物在发展,它们在被把握被经历过后又会突然消失,而后又有别的什么东西出现了。”柯罗夫对这种轻松感到惬意,同样令他惬意的还有上海艺术家们那种孤傲的风格。

缺憾:蜻蜓点水似的交往

  尽管上海有许多令他兴奋的事情,但有时让柯罗夫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和文化界人士的交流不够。他和中国艺术家朋友以及同行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交流只能通过第三者来进行。而来自所谓“专家”圈子讲德语的熟人又缺乏艺术创作的背景。此外,他们在上海大都只逗留两三年时间。“在我这儿,能够与之长时间深入交谈并且共同进行创作的人实在太少。有时一些谈得来的德国人来访问,这种交流和创作的气氛就有了,可是板凳还没坐热就又要走了,这实在令我心痛。”这种不稳定的人际关系是否就是一个“漫游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呢?

  柯罗夫又想起点令他对第三故乡的热情起降温作用的事:对行人来说,红绿灯的间歇太短了。在中国记者采访他时,他已不止一次地抱怨过,但似乎上海交通的规划者从来不看文化版。他不得不继续加紧脚步赶往马路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