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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访谈
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下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 | 摄影:张向阳,版权: 东方IC

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步步失去对“道统”的担当?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思潮与知识分子道德沦陷是什么关系?资中筠先生在采访中讲述自己的担忧和对再启蒙的期望。

问: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 “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话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到后来,前一个传统没有了,就只发扬了“颂圣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就大大地发展了。

  现在更糟糕的是,家国情怀淡薄了,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忍不住的要忧国忧民之外,随着年龄的降低,所谓的家国情怀越来越淡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不一定非得终老于这片土地上,此处不合适,我还可以到别处去发展——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人才流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选择机会的增强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 “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以前的那种愚忠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当两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在这里,就颂你一天,只要给我好处就行,明天我不在这里了,到外头去骂你也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问: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吗?

答: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中国需要再启蒙

问: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国际上在这方面又问题不断,您的观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

  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问: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遗憾的是现在对此没有共识。您认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答:可虑的正是没有这种共识。一天到晚喧嚣叫嚷什么 “中国站起来”,前提好像现在中国作为整体在外国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气,觉得好像现在中国人太窝囊了。其实作为中国对外国而言,早就站起来了,现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比什么时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国对美国总在那儿说“是”,其实我们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说“不”吗?外交的本质就是在实力对比现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也必须有一定的妥协。其实尽管毛泽东时代反对“帝修反”调子很高,但在实际行动上对外还是懂得妥协的,打开了中美关系,没有搞军事冒险主义,这是中国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个人对内部权势而言,确实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基本权利常常会受到侵犯。还有我刚才说的“颂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还没有直起腰来。 所以,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前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全球化时代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问: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答: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先摆脱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外事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后来又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邀请下,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1991年辞职后做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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