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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公民社会
欧洲的慈善理念

“帮助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行动”将变成“帮助他人行动”海报
“帮助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行动”将变成“帮助他人行动”海报 | © Aktion Mensch

帮助穷人、老人和残疾人属于欧洲百年传统之一。 但直到今天,围绕该以什么方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作者: 罗丹美 (Dagmar Lorenz)

  十年前,在德国的一些大城市里能看到一些很大的广告牌,上面有一位穿着黑色正装、自信十足、年纪较长的男子。这位看上去很像是银行董事长的先生坐在一把轮椅上,下面写有一行字:“‘帮助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行动’(Aktion Sorgenkind)将变成‘帮助他人行动’(Aktion Mensch)”。对我这个在西德长大的德国人来说,这一广告牌表明“帮助残疾人”的内涵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广告牌是德国从事社会福利最大和最成功的私人组织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要通过这一活动为其更名进行宣传。这一组织成立于1964 年,当时命名为“帮助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行动”。当时人们把身体和智力有缺陷的人看作是“让人担心的孩子”,他们一方面“令人担心”,另一方面又需要被关心。符合“令人担心的孩子”这一双重意义的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即把残疾人看作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必须靠好心人的帮助才能过上稍好一些的生活。如今这一看法早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广告牌要传递的信息是:要把坐在轮椅上的人看作是一个现代劳动社会的平等成员,他们有能力自行决定,他们愿意如何生活——与此同时他们肯定也需要支持。因此“帮助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行动”这一组织的名字在2000年变成“帮助他人行动”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时代变迁的角度看捐赠

  这一例子也说明,慈善参与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64年成立的“帮助令人担心的孩子们行动”组织是“电视时代的产物”。当时帮助残疾人的捐赠是通过彩票筹集的,同一个很得人心的电视节目联系在一起。受人喜爱的电视主持人通过节目给观众介绍身残的成年人和孩子们生活中遇到的物质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有计划地杀害残疾人的纳粹统治结束快二十年后,许多德国人意识到,不仅是国家,每个公民都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安康出力。

欧洲的传统

  关心残疾人、病人、老人和穷人,特别是当这些人不是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时候这一思想,是欧洲的遗产。慈善(Philanthropie)这个概念来自于希腊语的两个词 “philein”(爱)和 “anthropos”(人)。这两个词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被古希腊哲学家连在一起,并成为一个概念,即人的友善的思考和行为。古代思想家——从色诺芬(Xenophon)到忒弥斯提乌斯(Themistius)——把这个词理解为是好客和行善。但这些美德并不扩展到所有的人,而只是局限于特定的群体:例如生下来就是自由人的人,自己的政治利益集团或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团体的成员。奴隶和(多数情况下还有)妇女被排除在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与人为善这个概念——如古罗马的忒弥斯提乌斯,主要是理解为统治者对弱者和被打败的民族的宽容。

  基督教的兴起改变了这一情况。在基督教的宗教传统中,每个人对他人表示的“博爱”和“同情”(同感)起到中心作用。在圣经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上帝之子给那些违法的人和被社会轻视的人提供安慰和帮助。在许多圣经故事中,乐意助人和“同情”被赞美为值得学习的榜样。例如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旅人在街边发现了一个受伤的陌生人。他让人把这个人送到他自己的家里,给他治伤,非常照顾他,似乎他是自己的亲弟弟一样。

  当然在欧洲的历史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榜样行事,这一点也是不容争议的。但是无私地帮助每一个有难的人这一准则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欧洲人的气质中,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有些德国的旅游者在讲述中国城市的日常经历时充满惊吓的反应中看出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事:当有人在街上摔倒或倒下时,其他的路人对此报之一笑,而不是去扶起他。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最不可理喻的是,这样一种非人道的行为在中国被看作是非常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在西方,人们寻求对此的解释:是儒家的传统让中国的路人面对非家庭成员的困难漠不关心?是纯粹的幸灾乐祸?还是说那些路人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帮助而让对方承担回报的义务?那么:在古老欧洲的社会,无私的帮助他人是如何做的呢?

修士、公民、启蒙者

  基督教宣扬的要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的要求早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就促使了基督教照顾穷人的网络的建立:修士会和女修道院,富有的信徒家庭为那些身无分文的人修建医疗站和老人院,组织给穷人分发食品,从贵族和有钱的赞助者那里募捐。在欧洲贵族和资产者的上流社会,那些很大方的资助者被看作是有声望的人:人们试图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基督徒,因为按照中世纪的观点,必须要为自己死后灵魂的安宁做点事。也就是说,通过“做好事”可以为自己将来在天堂里找到一个位置。不过,如何界定贫穷自然也造成了后来几百年在基督教各教派内部,也就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论:即穷人是被上帝“祝福”的,还是说他们的贫穷表明他们没有过那种“上帝喜欢”的生活?最晚到十七和十八世纪,当基督教传统被启蒙的、理性的和批判宗教的思想潮流所覆盖的时候,欧洲精英对待“需要帮助的人”和这些人的需求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要求人从自我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自行解放出来。但一个人只能通过教育和启蒙使自己成长起来。所以,欧洲商业城市中的市民阶层首先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们建立学校,用科学的方法培养医生,给那些没有钱的人颁发奖学金,把私人公园和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一些欧洲的公国,如普鲁士,为全体臣民引进了义务教育制度,当然他们这么做并不出于无私的动机,而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能阅读和书写的管理人员。除此之外,国家和教会的慈善组织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因为行乞和暴露在众目睽睽下的贫穷常常被看作是人为的过错和不道德,所以他们就盖贫民院,在那里男人、女人和孩子必须在监狱一般的条件下干活。这些人还常常受到身体上的虐待。

自我组织取代乐善好施

  随着十九世纪工业社会的出现,一种新的慈善事业传统也产生了。 除了教会管理的救济贫民的组织、由市民团体出资建设的学校和孤儿院,除了国家的劳动教养所和富人的基金会,也出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自救组织。例如在德国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教育协会,这一协会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合唱团、夜校和为老人和病人服务的福利机构。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段时间,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甚至也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六十年代末在西欧和美国出现的青年反叛运动,非国家的自救组织的想法重新流行起来。但同由大型政党维持的社会福利机构不同,许多来自欧洲中产阶级的公民开始以分散的形式组织起来:公民自发组织起来办幼儿园,成立各种小组关心犯罪青少年。有些残疾人自发组织起来,争取建造适合残疾人居住的房子和公共交通设施。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在欧洲,“从帮助到自助”的原则已经得到普遍的接受,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国家鼓励私人基金会并从税务上给这些组织优惠。虽然近一百五十年以来,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国家的医疗、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以及国家保护人民免受贫穷的福利政策。但在经济危机的年代,许多城镇常常缺乏资金来支持额外的社会福利机构。所以政府部门也鼓励那些关心弱势群体的私人基金会和公民组织进行慈善工作。

  这一工作还包括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过去提供的每种帮助是否真的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以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几年前,当年的一些“教养院的孩子们”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一协会的任务是要让德国民众关心当年的“教养院孩子们”的命运。这里指的是那些从1945年到1985年在德国的孤儿院和教养院生活的孩子,也就是生活在由教会或国家管理的福利机构的孩子们。许多孩子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由国家来照顾,或者因为其它的原因不能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些孩子本应该在他们所待的“教养院”里找到自己的新家,但他们没有得到基督教宣扬的“仁爱”和国家的关怀,许多这样的机构里实施一种残酷的、非人道的教育制度。孩子们遭到教育人员的殴打、虐待和侮辱,常常被迫干重活,有的时候甚至受到性侵犯。这些“教养院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几年前,其中的一些人公开了他们充满痛苦的童年经验,一些记者和作家报道了这一话题,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成立起来:历史学家、科学家、教会和国家部门聚集在一起——常常由联邦议院的一个代表领导——把各种信息汇总在一起,通过官方档案进行调查,并提交了有关教养院当年做法的报告。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要鉴定当年发生的事情,吸取历史教训,并帮助当年那些教养院的孩子克服过去的阴影。反过来,教会和国家部门也承认自己要为当年发生的事情负责。

  愿意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反省过去的过错,承认有冲突并进行公开的讨论,这也是欧洲慈善事业的一部份。今天中国官方宣布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在许多欧洲人眼里,不是什么值得努力的方向。参加“圆桌会议”的所有人都认为,不能再要求那些被欺侮的“教养院孩子”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 一个要革新的社会必须能公开承认自己做过的不好的事,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从错误中学到东西: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也许在这个未来里只能通充满过仁爱的努力才能渡过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