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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当代文化
博物馆——“最具现代特征的机构”

弗里得里希阿鲁门博物馆
弗里得里希阿鲁门博物馆 | 版权:Kassel Marketing GmbH,摄影:Paavo Blåfield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巴特曼(Christoph Bartmann)认为,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博物馆更好地体现“文化”在现代的形式演变。

作者: 克里斯托夫·巴特曼(Christoph Bartmann)

  卡塞尔文献展每隔五年举办一次(下一次是2012年),这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纷沓而来,去文献展一游。如果没有文献展,位于德国黑森州北部的卡塞尔只不过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中型城市,它曾是重工业和军工业的基地,二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所剩无几。1955年,阿尔诺德·伯德(Arnold Bode)创办了卡塞尔文献展,这一展览是定期举行的世界现代艺术展览。伯德选择了因遭轰炸而成为废墟的弗里得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旧址作为展出地点。弗里得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是由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创建,位于卡塞尔市的中心广场。当时按照启蒙运动的精神,弗里得里希阿鲁门博物馆被建为一座公共博物馆,其建筑风格与馆内古代文物很接近。1779年,欧洲大陆首家公共博物馆在卡塞尔开幕,藏品主要包括:古代文物、现代雕塑长廊、奖牌陈列室、自动机陈列室、钟表陈列室、铜版画展厅、州立图书馆和自然科学设备展区。弗里得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是一座集公共知识、艺术享受 与科学研究于一身的公共机构。而卢浮宫直到1793年才根据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一项政令,向公众开放。最早成立的当然是大不列颠博物,于1753年在伦敦建立,这是“由国会授权建立的国家机构”,即国家博物馆。作为全世界诸多“国家博物馆”中的第一家,其任务在于展示在国内外搜集和掠夺到的艺术和文化财富,并且为公众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搜集展品。(当时,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分并未像如今这样明确。)但在过了几十年后,博物馆的展品才真正对公众开放。1810年,该博物馆才继法国卢浮宫之后,定期向所有民众开放。

  现代“文化”的形式变化也许在博物馆表现得最为清晰。文化理论家鲍里斯·格罗斯(Boris Groys)把博物馆称为 “最具现代特征的机构”:因为博物馆的根本使命是“创造和保存现代性”。传统博物馆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古代文物,而完全无视现代事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回答恰恰也说明了博物馆必须具有的现代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不能再通过君主或者教廷凌驾于现代。博物馆是国民革命的产物,这一革命誓将形而上学、家族的和宗教的古老秩序抛弃,除了“理性”与“民族”外,不再承认任何其它的秩序规则。现代博物馆通过搜集、保护、诠释古代艺术宝藏,来供世人鉴赏,同时,也解除了这些艺术宝藏的古老的、高高在上的魔力。

  现代博物馆也是民主机构, 而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仅仅只是艺术品,是教廷和国王的私有财产,并由他们随意决定民众是否可以进来参观。博物馆应属于所有的人,属于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有批评家抱怨,皇家收藏品中的许多伟大作品如同进了监狱一样,被放逐或者被陪葬入皇陵之中。现代博物馆的理念要求博物馆具有公开性(要求剥夺过去拥有者的所有权),并且认为博物馆和科学院同属一体:是一个展示艺术品的地方,同时也为研究艺术品提供场所。与19世纪初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博物馆相比,文化即使到后来也无法超越这些博物馆的现代性。

  相反:博物馆以及当今文化面临的危险,就是背离两百多年前提出的现代性、民主化以及公共化要求。德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汉斯·拜尔廷(Hans Belting)说过:博物馆应是引起反思,而非引起轰动的地方。今天要是去博物馆里看看,就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试图逃脱对博物馆这个“国家机构”应承担的责任。比如对藏品维护投入的资金少,用于购置藏品的资金则更少。与此相反,对建设全新或壮观的博物馆却出手大方,而这些新建筑的资金和艺术内涵则常常很成问题。此外,对“公私合作关系”虽寄予厚望,而合作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拥有旗舰地位的大型博物馆,例如古根海姆和卢浮宫,试图将自己的“品牌”全球化。虽然它们做到了远近驰名,但是却因此偏离了所肩负的原始使命。博物馆在经历了1800年前后的公共化、民主化解放运动和诸多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多条歧途之后,进入了“追求煽情”和“轰动效应”的阶段。当然一个大型的、当然是全新的博物馆总会引起轰动效应,而且也必须这样——柏林博物馆岛上的“新博物馆”就是鲜明的例子。但如果不把公共责任、艺术自由和私人的参与结合在一起,自然就不会获得什么成果。在这点上,大的博物馆和大的文化成就无一例外。

  克里斯托夫·巴特曼,1955年出生,自2008年起在慕尼黑担任歌德学院总部“文化和信息”部主任。他大学时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后获得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自1988年起,他曾先后在智利圣地亚哥,布拉格和哥本哈根等地歌德学院任重要职位。此外,他还定期为《法兰克福汇报》和《南德意志报》撰写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