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当代文化 纲领:“文化为全体人”

“歌剧为全体人”在慕尼黑演出
“歌剧为全体人”在慕尼黑演出 | © BMW AG

希尔马尔•霍夫曼(Hilmar Hoffmann):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生活的精神基础”,必须要让尽可能所有的公民参与到文化与政治的公众舆论之中。

  文化理论家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文化:因为“本能的开放性”,人的行为不固定于特定的方式。

  我们并不都一样。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不同的共同体中,它们在规则、指导行为的标准、对善而正确的生活的共同观念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人就是通过这些组织自己的共同生活。

  这种差别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对生活空间的地理先决条件的适应,通过经验,通过与邻居的交往,以及通过协商或者统治者的确定,而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

  造型艺术是一个文化的表征工作的本质部分,通过这样的艺术,这样的规则与差别得到塑造。艺术所表达的图形和设想,是人们用来作为解释(或者用现代主义的说法)构建世界与人以及价值判定的取向辅助,这决定着人与自己的本质、与环境的自然、与生死力量、与他人和以及与历史的关系。

  从造型艺术到文学、音乐、戏剧和舞蹈的美学表达形式,以其特殊性有助于一个共同体的再认知,有助于个体通过共同体对自身身份的识别。但是,经常被忘记的一点是,这些也是享受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如同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艺术为生活本身创造乐趣。 

  许多以国家形式组成的共同体都把艺术和文化生活的发挥留给了自由独立的活动者:出钱的或者自主活动的用户,往往也包括参与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把艺术当作施加思想、象征和纲领性影响的手段。不过,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私人资助者也乐意用艺术家装点门面,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今天,资助者和赞助起着特别的作用,因为艺术家必须依靠他们的帮助。 

  德国从16世纪开始形成了一套艺术促进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皇帝和国王、公侯和宗教势力在不同层次上推动艺术。今天的许多剧院、博物馆、宫殿和花园以及其他的文化机构,就来自前民主时代的德国众多的公侯摆排场的需求和权力展示。魏玛古典时期就是这种封建的艺术与文化促进活动中迟来的、已经打上了启蒙烙印的顶峰。但是,参与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的,同样也有自由的共和政体的城市、地方和区域以及公民自己的组织,比如行会或兄弟会,后来的还有作为“公民社会”具有经过民主认可的力量的艺术协会、其他联盟和公民基金会。

  德国今天的民主政体注重尽可能地让所有的人都参与文化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共同体的支柱性价值,就是说生活的精神基础,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知、接受和塑造。在这方面,国际认可的顶级成就与群众性的文化生活相互补充。

  具体到实践中就是,城市与地方在自己所负责的“基本生存保障”的框架内承担文化生活几乎三分之二的费用。从原则上讲,这是一项自愿的服务,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放弃这一点,每个地方都自己决定以什么为重点。在文化联邦制(联邦与联邦州分担责任)的框架内,另外几乎三分之一的资金是联邦州的事情,后者往往是从以前的(公侯)小国演化来的。联邦政府作为中央机构为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机构负责,从前东德并入联邦德国之后,也负责保障这几个“新的联邦州”的文化基础。

  公民社会的力量在各个层次上都为筹集资金出力,公民通过自愿形式的共同参与以及个人发挥组成协会,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文化为所有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方案,宗旨是为尽可能广泛的民众阶层塑造一个富于启发、充满活力的文化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并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参与讨论。有些人认为,在今天的这种“亲历社会”和“生活风格社会”,这种纲领已经过时。这么论证的人应该想到,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生活的精神基础”必须至少争取努力吸引所有的人加入包含了协商并确定共存规则的文化与政治舆论。所以,文化政策提出的诉求是,为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提供参与塑造和发展文化生活的机会。

  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任凭贫富差别扩大、新的贫穷产生,这样也就是放任在隔离的社会氛围内产生平行世界,但是,如果在新的贫穷中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利用社会学家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所呼吁的“有区别的、进步的精神体验的可能性”—— 这无非就是指参与文化生活——而越来越多的人“被隔离于自身事物的有力表达之外”,那么,整个共同体都会受到不良影响。如果太多的人逃离共同的责任,这个社会就没有前途,不论其成员是逃入财富的隔都,还是逃入底层的边缘,不论是逃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还是民族的隔都。

  德国,作为一个已经在其基本法中规定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样的核心文化价值的国家,带有特殊传统带来的烙印,比如从宗教改革开始的对不同宗教信念的承认、移民而来的犹太人、法国胡格诺人、奥地利新教徒或者应召而来的劳工移民的参与,同时也具有魏玛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突破和从19世纪开始的国内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公正所进行的讨论的印记,最后,也因为自己在历史上充满痛苦的经历与罪责而强调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跨国界责任。承认对一个处于全球化的“同一个世界”的未来的责任,就是这个“生活的精神基础”的直接延续。

  希尔马尔•霍夫曼,1925年生于不来梅,曾经在埃森的弗尔克范格音乐与戏剧大学学习导演,后为导演助理,1951年任奥伯豪森夜校校长,在那里组建西德文化电影节(后来的奥伯豪森国际短片节),自1965年起任奥伯豪森社会福利与文化部门负责人,1970年至1990年任法兰克福(美茵河)的文化副市长,在那里首先倡导城市对文化领域的独立团组进行促进,1993年至2001年任歌德学院院长。

  另外,希尔马尔•霍夫曼还在波鸿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电影理论和文化政策,是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客座教授。自2001年起,霍夫曼任黑森州文化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是法兰克福德国电影学院(DIF)管理委员会主席和RTL节目顾问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