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当代文化 “文化作为国家目标不可沦为一种安慰剂。”

鲁尔2010中的“本地英雄”活动
鲁尔2010中的“本地英雄”活动 | © RUHR 2010/KNSYphotographie.de

国家资助文化事业——这究竟是浪费金钱还是一种投资?鲁尔2010项目(Ruhr 2010)经理,奥利弗•赛特博士(Oliver Scheytt)谈德国作为一个文化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满足的各种要求。

  奥利弗•赛特博士(Dr. Oliver Scheytt)是鲁尔2010项目经理、文化政策协会主席以及德国联邦议会调查委员会“文化在德国”成员(2003-2007)。他与中德文化网就德国作为文化之国的要求和挑战、文化促进的意义及文化供应在德国的受众群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问:作为鲁尔2010项目的经理,您现在负责2010年文化首都艾森(Essen)项目以及鲁尔区开展的各项活动。在这里,文化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给这一地区带来积极的结构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已经取得的成就?

答:鲁尔2010有限责任公司所取得的成就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鲁尔区53座城市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城市在项目中的共同亮相使鲁尔区引起了该地区、全国乃至国际上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另一项成就在于建立了以往从未有过的一系列关系网。在文化机构、艺术协会和艺术家联盟之间建立的合作使该项目能够得以强势登场,并且为继续扩大这一发展创造了可能。将高品位的文化项目和重大群体经历相结合、将类似“本地英雄”( Local Heroes)这种强化城市特性与跨地区项目相结合,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公众的兴趣,激发出了他们共同参与的愿望。

问:您要求实现文化教育的普及化,达到这个要求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生活在鲁尔区中基础薄弱地区的公众来说,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开展文化活动也必须要确保民众在经济上能够承受得了,不是么?

答: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国家、企业界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伙伴关系。德国文化促进工作的显著特点在于公共和私人因素的共同作用:其范围囊括了从国家和地区级文化机构设施到公共和私人文化促进活动、广大民众的参与,再到公共与私人媒体以及文化产业的参与。文化感兴趣的民众需求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论他们是作为公民享受公立的文化活动服务,还是作为顾客享受市场上的商业文化服务。在文化社会与社会个体之间以及商业化活动与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德国作为积极参与文化的国家,要凭借它的实力与潜力承担起宪法里所要求的塑造文化的任务。特别是在基础薄弱的地区,例如鲁尔区,开展普及性的文化活动显得尤其重要。“每个孩子拥有一项乐器”教育计划是一个旨在使鲁尔区每一个小学生都有机会学会一种乐器的项目,这也是我们积极主动地去迎接挑战的一个成功案例。

问:“文化的基本供应”的概念在德国过去几年的文化政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这主要在于:论证文化政策并且从政治层面上执行,这些做法要做到为德国作为文化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在统一的欧洲里提供保障。为了确保基本文化活动顺利进行,需要从标准上予以规范,这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政界做出的。在执行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内涵的任务时,还必须肩负起为了子孙后代确保文化事业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责任。“继续如此!”这样的做法是不够的,因为当今仍旧受欢迎且时尚的事物,未来可能只具有充当文化遗产的意义了。因此,重要文化机构开展的文化活动必须着眼于未来。

  任务目标和任务规模构成了制定标准的基础,这在三个行动领域有很大的不同:艺术依存于自由发展,但是需要有人推介。文化教育要对大众开放,要保障针对所有人的全面覆盖性的文化教育供应。文化遗产必须要得到保护,并且面向公众,宣传它们的历史意义。这些任务要一个一个地完成。

问:在提供文化的基本供应方面,您提倡应减少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而更多地以民众为出发点。这具体指什么呢?

答:文化的基本供应应该放到更大的社会以及政治环境之中去:在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时候必须将人口结构、全球化、媒体化等所带来的挑战考虑进来。文化政策从来是而且将一直是一项社会政策。因此,我对于文化的基本供应的设想将社会与个人作为出发点,而不是国家。文化政策应以实现知识型和文化型公民为中心。所以,文化的基本供应是由公共推动向全部社会个体推动扩展。以此为内涵的活动是以“文化授权(Cultural Empowerment)”为目的的。而这里指的并非是“文化权贵”,也就是说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国家。人们一直以来对于“文化权贵”这一概念所持的批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国家今天不应被看做是——黑格尔曾这样认为——一个“身居高位”而且“以自我权利行事”,进而将民众作为“臣民”进行文化均质化的机构。

问:一个国家的文化基本供应应满足确保质量标准这一要求。国家是如何制定这样的标准的?这里的标准是如何进行“测量的”?

答:讨论与确定(质量)标准是开展文化基本供应的需要:必须探讨国家与地区所取得的文化成绩应达到怎样的质量要求。没有标准,保障功能就是空话。艺术与文化永久是处于外部评价之下的。尽管如此,想在文化质量上达成一致自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该领域,一个纯粹的质量评价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还包括以经济和工业标准为依托来评价文化领域中的质量。如果只是看到经济成就,例如受众数量、所占份额以及媒体成就的话,那么就会忽视文化和艺术的核心功能。艺术和文化还必须以主观因素,例如教育、认同感的形成、社会的反思为衡量工具。文化领域的质量评价因而是一个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交流过程,该过程在不同的层次进行:文化机构内部、媒体、参与者/观众之间、文化项目的资助人之间以及文化政策之中。

问:在危机时期,资助文化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是一种奢侈的事情,因为这需要花费不少资金。面对公众这种“浪费金钱”的质疑之声,您是如何解释的呢?

答:资助文化不仅仅是财务层面上的问题。对文化事业投资也就是对德国国内的投资。文化能够起到产生认同感的作用,艺术和文化也能反映社会,提出问题因而也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所有这些作用所展现出文化的真正价值是无价的。换句话说,文化具有经济和企业界无法把握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文化领域中还必须要从经济角度思考一些问题,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并且可持续地利用已有资金。

问:如果我们减少在德国的资金投入,让文化的发展完全依靠德国文化界本身的动力,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自由的文化界是否会变得更强、更有创造力呢?

答:在文化领域中削减资金投入最终会导致文化供应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发生下降。国家、企业界和社会在这一领域应承担起同样的责任。公共文化机构和文化界的自由活动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对自由文化界和私人以及公共文化事务必须予以同等资助。自由文化界无论如何也是需要获得财政资助的。人们所说的:“贫穷的艺术家才有灵感”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自由文化界要在与公共文化机构的磨合中发展,而公共文化机构也要从自由文化界中招贤纳士。

问:社会各界都多次要求将文化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宪法之中。而在具体操作中,这些却不会给艺术带来直接好处。就当今情况来看,您如何评价这一问题?

答:隶属于德国联邦议会的“文化在德国”调查委员会曾提出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要将文化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宪法,这一要求在今天来看仍属必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政界一直致力于解决是否要将文化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宪法。作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支持在德国宪法中新增加20b这一条文,该条文内容为:国家保护并且促进文化的发展。”这里面的“国家保护”并非指的是保护德国“主导文化”不受外来的移民文化影响。在这里,保护文化更多的是指保持文化多元性,还要做到保护文化至少在部分上脱离市场导向、经济效益和功利思维的束缚。要创造自由空间以鼓励社会批评和创新。文化作为国家目的不可以沦为一种安慰剂,而是应该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相关联。此外,文化作为国家目的已经写入德国北威州的州宪法之中并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地方财政预算在保障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问题,政界活动家与地方监管部门的交涉能力也得到增强。因此,在德国宪法中确定文化作为国家目的能够强化舞台、博物馆和自由艺术家的地位,并且突出文化教育的意义。

问:目前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将文化比作“软实力”——认为文化可以增加本国对外国的吸引力,并且可以宣传本国的价值观——这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可以获得成功。您会将这一概念也应用在德国的文化问题上么?

答: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是代表一个国家通过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资源以及道德和政治规范而具备的针对外国的影响力。在中国,“软实力”这一概念与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大量兴建孔子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软实力”还与创造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息息相关,也就是推销和宣传自己。德国的歌德学院可以看做是“软实力”的一个类型。“欧洲文化首都——鲁尔2010”项目也是致力于向国内外传播该地区积极正面的形象。我们将文化作为该地区由工业区向现代都市转变的“推进剂”。然而,我们在这里并非仅仅致力于在国外形成一种积极的影响力,同时还要创造凝聚力。文化首都不仅仅意味着增强广泛的欧洲认同感,还要增强鲁尔区域民众对这一地区的自信心。在鲁尔2010项目开展过程中,鲁尔区不同市镇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看做“鲁尔人”,并且还这样称呼自己。

衷心地感谢您接受采访,赛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