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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当代文化
把我们的艺术还给我们!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 摄影:穆军,版权:东方IC

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圈子都渴望夺回被认为受西方控制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与解释权,但中国似乎还缺少独立的艺术批评。

作者: 马克尔•西蒙斯(Mark Siemons)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0年7月19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副刊。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受西方操纵的吗?”在人民共和国官方的圈子里,也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怀疑的呼声越来越高,那就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具有影响力的收藏家和策展人把中国在1979年后出现的艺术放入他们自己的解释模式。 “国家文联副主席许钦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说:“西方资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投入越多,就越能决定我们的艺术倾向。“ 要求归还国家的艺术,并在一种包含哲学和艺术史的中国理论的框架下重新审视这一艺术的呼声越来越响。在这方面民生银行,中国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私人银行起到关键作用。该银行决定,要成为中国第一个大规模投资当代艺术的金融机构。该银行的这一决定,不仅是从他们的欧洲竞争者:德意志银行或瑞士银行的赞助和市场营销策略学来的。而且该银行通过上海刚刚开馆的博物馆、北京的一个研究中心和计划要给当代艺术颁奖的活动,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来促进对艺术的正名。艺术理论家高名潞在为博物馆首次展览所作的演讲稿中写道,就是在佛教这个问题上,中国也在一段时间后,才有自己的解释和流派,如禅。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西方进口的中国当代艺术。

既熟悉又有异国情调

  民生现代美术馆的经理是一个长的很敦实的男子,四十多岁,一头乌黑的头发。周铁海本人也是艺术家,但不是他的榜样杜尚所说的亲手作画或从事美工的人,而是用工业手段把艺术生意作为艺术主题的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发现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如何操作的:就是把西方风格的油画拿过来,在这些油画上加上中国的特有标记(毛、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等),使得这些油画对国际观众来说又熟悉,又有异国情调。他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让自己工场的职员们复制欧洲著名的油画,他在这些复制画上放上骆驼牌香烟广告上的骆驼,而且还让骆驼戴上一副太阳眼镜。这种反战略获得了成功,并使他名声大震和富有。当我们坐在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咖啡馆,提出他是否会以类似的讽刺和游戏方式来经营这所博物馆时,他的脸上第一次掠过一丝笑意。他说,不,不,他所做的艺术是为他自己,但在博物馆他是为社会服务,这完全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周把民生银行理解为是艺术和社会,特别是和政治之间的一个可能的纽带。他认为,银行作为同被社会接受的钱这一价值打交道,并得到社会信任的机构,能克服那些老干部对他们不懂和意识形态上不可靠的艺术的怀疑。而且作为中国机构的民生银行,可以致力于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框架下重新理解艺术。民生银行负责营销和艺术事务的经理何炬星在开幕式的致词中写道:博物馆的历史调研将会证明中国的新艺术中哪些是中国元素,这一调研将会是这方面的里程碑。

开发自己的“艺术体系“

  这一目的符合在中国人民协商会议文化产业研究会上提出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中国必须加速对现代和当代美学理论的研究,以建立自己的“艺术体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去年11月在中央美院成立了一个思想库。中国最昂贵的艺术家,如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一直到蔡国强,都同意出任这一机构的专家。当有人提及他们会面对被控制的危险时,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的作品得到前所未有的官方承认。 这一机构的艺术总监叶永青提醒大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拥有公共博物馆、画廊、基金会和收藏家的完整的国家结构。

  在说明要把艺术中国化的目的时,可以看到两股潮流交汇在一起。一股潮流很明显是政府的企图,就是要把文化的这一部分也纳入国家主权的设想中。其背景就如最近一段时间政府颁布的许多命令一样,是建立一个国家本质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的内容却并不充实。另一股潮流就是,政治上不满西方的影响,因为西方把文化大革命后的艺术解释为是个人主义和自由愿望的表达,是作为后来居上的先锋派。当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 在博物馆开幕展览上的发言中提到“西方对中国艺术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而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时,指的就是这点。他认为必须克服这样的解释。在这以前,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利用这一观点新艺术在官方的圈子里也能得到正面的评价。他的观点就是:这一新艺术反映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现代生活,其宣传作用应该是对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体现和证明。

从西方解释的紧箍咒里解放出来

  很明显,对解释主权的要求是同监督的愿望和坚定的商务能力结合在一起的。瑞士艺术赞助者Uli Sigg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中国艺术收藏,根据他的印象,一旦中国的政治家意识到艺术的巨大经济力量时,就越会把当作权力问题来对待。但中国政治家的发现为时有点过晚。现在1979年以后的艺术品价格很高,如果没有欧洲收藏家提供最近几十年收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举办反映这段时间的具有代表性的展览。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民生现代美术馆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行合作。这一中心是比利时收藏家盖依•尤伦斯(Guy Ullens) 三年前在北京的“798”艺术区里建立的。一直都在盛传这样的流言,即民生银行有可能接管遇到严重财政危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但迄今为止,所有有关人员都否认这样的猜想。

  但希望中国艺术从西方解释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不仅只是官方的一厢情愿,一些很有声望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也在为此呼吁。最坚决的是在匹兹堡做研究工作的艺术理论家高名潞,他建立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档案库。他建议使用来自唐代、在九世纪被接受的、名叫“意派”的解释模式,他把这种模式理解为是“反再现的颠覆性理论”。他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西方的两分法的理性主义及其解构主义流派的多元化选择。

中国还缺乏独立的艺术批评

  现在民生现代美术馆把高名潞和不顺从的评论家栗宪庭以及其它独立的思想家作为自己的支持者。很明显,这一博物馆既能服务于官方,又能服务于知识分子圈子。在题为“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博物馆开幕展览上,与其它类似的展览相比,自然主义油画的比例很高。展览突出的不是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决裂,而是朝这一方向的过渡,例如今天仍然被称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陈丹青在八十年初画的西藏农民就说明了这点。这样的画作同旁边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例如“萨特-他就是自己”这幅画。这些画是八十年代以欧洲为方向的“文化发烧”阶段的偶像画。这一展览不是对迄今为止解释模式的修正,而是扩展。

  民生银行到现在为止只是接管了一座很快就要被拆除的上海雕像公园里的房子,但银行表示要建立宏大的自己的博物馆,并要有自己的收藏。是否能长期成功地对中国艺术作出中国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不具有任何宣传性的目标,这一点当然更多的是取决于其它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一种独立的艺术批评的出现,这个国家至今都还没有这类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