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当代文化 乡村之眼:山坳上的中国村民影像

手握摄相机的中国牧民
手握摄相机的中国牧民 | 版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在众多非政府组织资助下兴起的“村民影像”运动,其核心是将“影像的权力”赋予普通的农牧民,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纪录,在环境保护、民主发展和文化传承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言及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多数人注目的焦点是大城市里流光溢彩的电影首映、电视选秀、艺术展览以及时尚派对,虽然不夜城式的笙歌盛景貌似与欧美的都会生活不分轩轾,但广大乡村地区作为中国文化的腹地,却长期处于黯淡失语的状态。生活在农区与牧区的人们不但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主流文化的建设当中,而且由于视野与手段的局限,也无力经营属于本土的乡村文化事业,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随着民间土壤的流失而逐渐湮灭。

帮助社会边缘群体寻回文化自信

  重建中国乡村文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在物质主义盛行、社区精神淡漠的今日,处于边缘社会的群体如何寻回文化自信,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更是难以一蹴而就的坎坷之路。近十年来,在中国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贵州、青海等地,民间文化逐渐回暖,传统赛会再度复兴,而数字媒体工具与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也为中国当代乡村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其中,“村民影像”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有价值的生长点。

  所谓“村民影像”,是指生活在乡村的民众用照相机或摄像机拍摄他们的生活与文化,展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立场。它的核心概念是将“影像的权力”赋予最普通的个人,通过对日常场景的记录与呈现,用纪录片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生活愿景与文化诉求。在中国,“村民影像”的问世大多与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地区实施的项目有关: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民主建设还是传统文化传承,村民自拍的影像作品都能够起到凝聚社区精神和提升对话能力的作用。这些长短不一、品质各异的影片也构成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道风景。

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中国的“村民影像”最早可追溯至1991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云南资助的“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项目召集了53名农村妇女,用拍摄照片故事的方式表达她们的心声。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数字照相机(DC)和数字摄像机(DV)的逐渐普及,更为便捷、简易、廉价的拍摄器材令“村民影像”不再是奢侈的实验,而是更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大众文化表达方式。特别是影像项目参与者不同的民族身份、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更易于通过摄像机——而不是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讲述他们感兴趣的故事,表现他们的情感与诉求。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也是纪实影像蓬勃发展的省份。从2000年开始,云南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三个村子开展了“社区影像教育”项目,这可以算作以村民自拍的纪录片进行乡村文化传承的最早尝试。四位藏民——包括制陶艺人、酿酒师和民间诗人——摄制的纪录短片《黑陶》、《冰川》、《茨中圣诞夜》和《茨中红酒》成为该项目的影像成果。《黑陶》介绍了当地的传统制陶工艺,《茨中圣诞夜》和《茨中红酒》讲述了茨中村的天主教文化及其衍生的葡萄酒酿造术,《冰川》则是以藏人视角,批判汹涌而至的游客潮对滇西北冰川的破坏。“社区影像教育”项目并未止步于纪录片的剪辑成片,而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中小学校的乡土教材加以运用,让学生们通过观看影片,了解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

  近十年来,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陆续主持了多宗与“社区影像教育”相近的村民影像项目,参与者包括云南省内的藏族、苗族、傈僳族、爱伲族和摩梭人,涉及的内容涵盖婚葬礼俗、宗教仪式、生产活动等,从“局内人”的角度,观察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变迁。在陆续完成的多部作品当中,摩梭青年尔青的纪录片《离开故土的祖母房》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作为以母系氏族和“走婚”习俗著称于世界的西南少数民族,摩梭人及其世居的泸沽湖早已成为影视作品的焦点——然而外来拍摄者的视线总带有猎奇的暧昧,令摩梭人难以认同。尔青以族人的视角,跟踪拍摄了一位摩梭青年将自家的祖母房(摩梭人传统木屋)出售给两名外国人的过程,将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文化震撼以影像形式加以表现。这部纪录片不但在摩梭人社区反响热烈,更作为一部文化自省的精品入选了2009年国际人类学大会的影像单元。

关注生态环保

  除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主题之外,“村民影像”的另一重点在于生态环保领域,这主要缘于乡村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直接联系,村民对于牧场退化、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更愿意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身边的生态变迁。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从2007年启动了“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在云南、西藏、青海等省区对农、牧区居民进行影像拍摄和剪辑的培训,支持当地人摄制环保主题的纪录片作品,“旨在帮助用当地人自己的视角,记录西南山地的乡村传统的文化与自然保护模式、它们面对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村民如何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进行讨论。”这一延续至今的影像创作计划催生出多部意味深长的作品,例如青海藏族僧人索昂公青拍摄的《蒲公英》记录了蒲公英的传播、生长与利用,将藏传佛教的生命理念融汇于朴素的影像之中;云南傈僳族村民余文昌拍摄的《鱼的故事》揭示本地扁头鱼在过量捕捞的威胁下濒临绝迹的困境;青海牧民南加拍摄的《兄弟》讲述了自幼收养的普氏原羚与儿子共同成长的情谊,以及主人是否将它放归大自然的犹豫。“乡村之眼”为乡民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影像舞台,这也是其在项目区域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象征中国公民权利苏醒

  在中国内地的汉族农村地区,同样也涌动着“村民影像”的风潮。自2005年以来,由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主持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个一度由欧盟自助的影像计划以通过影像创作促进乡村民主进程为宗旨,在全国农村招募普通村民进行纪录片创作。最终有来自九个省的十位农民应征“上岗”,在北京接受短暂培训后,捧着DV返回家乡,记录那些发生在村庄里的生活流程。每一年,他们都以《我的村子200X》为名,将拍摄的素材编辑成片。这些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自内而外的观察视角以及创作者和同村居民、干部以及外来者之间的影像互动,如北京怀柔村民邵玉珍女士拍摄的《我的村子2006》巧妙地展现了电视台记者进村采访“新农村建设”时所进行的种种安排和说教;另有多部村民作品涉及到基层选举、土地分配、维权上访等敏感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持摄像机的村民”成为中国公民权利苏醒的一种象征。

  中国的“村民影像”运动发展迄今已十年有余,虽然规模依然有限,村民通过纪录影像发出的声音也经常为主流媒体所忽略,但它的生命力却绵延不绝。“村民影像”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村夫野老、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之笔,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与描绘。它可以凝聚为一种文化力量,让社区参与者拥有表达、交流和诉求的现实可能。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观察视角,也在不断变迁的时代潮流中留存下很多真实的印记。中国的“村民影像”虽然还行进在山坳上,却已经看到了许多迷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