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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未来恐惧
一个小女孩和5500万孩子的未来

北京一处农民工聚居区,孩子只能在屋外写作业
北京一处农民工聚居区,孩子只能在屋外写作业 | 摄影:Panzhiwang,版权:东方IC

生活不稳定,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缺乏父母关爱等问题,正困扰着约5500万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并带来越来越多心理和社会问题。

作者: 陆晓娅

  网易在2010年底做了一个名为“选择”的专题,讲述了8个普通中国人面对选择的故事。其中有个叫杨红的妇女,她从河南农村到北京打工9年了,女儿一直放在老家,由姥姥姥爷照顾。现在,老人们都80多岁了,杨红觉得不能再让他们劳累,想把女儿接到北京,又担心承担不起女儿在北京上学的费用。到底是该把女儿接来,还是该把女儿继续留在老家?杨红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留守青少年与流动青少年

  杨红的难题,是中国上千万个农村家庭的难题。据调查,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了2亿,而这些农民工则有大约5500万处在学龄阶段的孩子。这些孩子有两个特殊的指称: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青少年”,跟父母进城的被称为“流动青少年”。“留守”,意味着和父母长期分离、父母关爱的缺失;“流动”,则意味着生活与学习环境的极度不稳定。不论哪种选择,都会严重影响着这5500万孩子的成长,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在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文化夹击下,这些都展现出非常不乐观的前景。

  在中国,从农村进城打工者聚居的社区大多在城乡结合部的所谓“城中村”,拥有当地户口的居民人数远远低于外来人口,政府为当地居民开设的公立学校,无法吸纳突然增加的学龄儿童。同时,要进入公立学校,打工者还必须获得一系列对他们而言条件苛刻的证件和证明,很难实现。大部分流动儿童因此被迫进入由私人设立的、专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的“打工子弟学校”。

  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有两三百所,其中除一小部分获得了政府的办学许可外,大多数是没有许可证的“黑学校”。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教师大多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且因待遇极差而流失严重,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我们曾看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数学成绩单,超过及格分数的学生不到20%,而这所学校还算的上是“打工子弟学校”中最好的一所。

  此外,因为没有得到办学许可,加上近年来的城市拆迁,“打工子弟学校”随时会被停办。近两年,在北京由于拆迁而被停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有好几十所,成千上万孩子的学业受到影响。2010年春天,北京大兴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因拆迁而停办。我问校长,学校的1800个孩子后来去了哪里?校长说,至少有1/3回了老家。回老家,意味着孩子们再次和父母分离,并重新开始适应农村的环境。对于那些很小就来到城市,已经不会说家乡话,和家乡没有多少情感联结的孩子来说,这个再适应的过程极其艰难和痛苦。据调查,回到老家读书的孩子,最后也几乎“全军覆没”,能够坚持读完高中并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

前途无着引发诸多心理和社会问题

  不断被迫辗转甚至失学,使打工子弟通过接受教育融入城市生活,向上发展的出路几乎被封堵住了。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内和城市郊区,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失管”、“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茫然、失落、愤懑地游荡,成为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北京某区检察院对“90后”犯罪案件进行统计,发现外来流动青少年占到75%。

  “留守”与“流动”的纠结与反复,亲情的缺失和环境的不稳定,还严重影响到打工子弟的身心健康。留在乡村,由祖父母辈抚养长大,得不到来自父母的亲情与教育,一方面给家庭关系带来疏离,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照顾和管理的缺失,使孩子在成长的关键期出现种种问题。而在流动中,很多家庭不了解城市生活的复杂,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孩子,也出现了大量的心理问题和安全问题。翻开都市报纸,儿童伤亡报道大多都是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性侵害也更容易在这个群体中发生。

社会公益组织在行动

  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关注中国的流动青少年问题,试图在死板的教育体系之外为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是一个服务于青少年和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人群的非营利性机构,包括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和志愿者进行培训,为流动青少年提供职业、艺术教育及心理咨询服务等。至今已为超过20所打工子弟学校,数百名教师及近2000名打工子弟学生提供了各种免费培训和咨询服务。

  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国际性公益组织“打工子弟爱心会”(Compassion for Migrant Children,简称CMC),则是通过建立社区中心来开展各种项目活动为贫困的流动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经济、物质以及社会福利支持。 CMC目前在北京打工人群聚居地共建有3个CMC社区中心。在上海建有1个社区中心。“新公民之友平台”则以网站作为主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和支持志愿者及社会机构更好地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志愿服务

  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则十多年来坚持在贫困农村为留守青少年及贫困家庭服务,在贵州、云南、山西、河北等11个省中的200多个村寨组织包括基本学校教育、成人教育、乡村综合发展等项目。

  此外在中国还有打工之友、打工妹之家、农民之子、教师之家、工友之家、同心希望家园等很多类似的非营利机构,以及在打工子弟学校还活跃着的大学公益社团。

最终的选择

  杨红最终选择了把女儿接到了北京,女儿从“留守儿童”变为了“流动儿童”,进了一家只教“语数外”的“打工子弟学校”,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必将困扰着杨红和她女儿的未来。能否为5500万像杨红女儿这样的留守青少年和流动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更好的帮助,将对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