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登陆:
直接前往内容(Alt 1)直接前往二级目录(Alt 3)直接前往总目录(Alt 2)

焦点:未来恐惧
中国农民的土地困境

安徽凤阳小岗村,再现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签“大包干”合同签署的石雕
安徽凤阳小岗村,再现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签“大包干”合同签署的石雕 | 版权:STR/东方IC

层出不穷的各式“圈地运动”,使大量中国农民为未来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而担忧,而“进城”的道路对他们而言同样前途渺茫。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1978年18位农民歃血为盟,率先“分田到户”,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当年签下生死契约的18人中如今还有12人健在,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然而30多年后,他们为维护来之不易的承包土地的权利,被迫又一次挺身而出,摁上了红手印,抵制县里强征强卖村民的耕地。

  超过十三亿的人口吃饭的问题,永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在未来时刻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一旦出现大饥荒,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救中国。不说粮食出口国可能出于各种原因采取禁运,即使可以把全世界所有能买的粮食都买来,也满足不了中国半年的需求。

  然而作为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却始终遭受可谓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之一的户籍制度的歧视,至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无论是“推动户籍改革”的“土地换户籍”的试验,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拆村运动”,其实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无非是从农民的手中掠夺土地。大肆的征地和野蛮的拆迁,使大量农民不得不为未来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而担忧。由此引发出的农民抗议活动已是日益尖锐,官民之间与贫富之间的断裂被进一步扩大,社会风险全面暴发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农村“圈地”加剧社会矛盾

  从1998年到2004年,由于沉重的农民负担,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量的耕地被抛荒,中国粮食产量大幅下滑,一直到2008年,全国的粮食生产才回到1998年的水平线上。这个长达十年的被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过。 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免除农业税,以及在农村的医疗和教育等不少方面实施了新政,照顾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我们仍须清醒地看到,今天“三农”的问题依然严峻,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是在逐年缩小,而是在日趋扩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打着“土地流转”的幌子,在鲸吞农民的土地。相对有所减轻的税负而言,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受到的压迫和掠夺要远大得多。

  本来,中国法律规定,政府对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村土地都享有“所有权”,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所有权却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地行使所有权,将土地的收益最大化,农民却不行。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兴建的所谓“小产权房”,尽管它打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和商品房供应的垄断,受到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欢迎,却遭到无情地取缔。政府不允许在农村耕地上从事非农业以外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政府背景的“土地储备中心”,它的存在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说它是当今中国最荒诞的一个非法组织。它只是一个社会团体,却能够公开地运用行政的手段变更土地的性质,将耕地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一转手,便十倍、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卖给开发商。“经营城市”,“土地财政”,已堂而皇之地成了各级党政官员与民争利、提升政绩的最主要的手段。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打着各种改革旗号的强征强拆事件比比皆是,令人痛心:安徽巢湖市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乘着农民在欢度元宵节时,突然出动三百多人的强拆队,扒房毁田,大打出手;湖北武汉市郊区农民杨友德,为维护自己承包的25亩地不被强行征用,竟自制土炮轰退由政府组织的百人强拆队;安徽砀山县采取少批多征、未批先征的手段,每亩地只给农民四万元补偿费,一转手却以五十二万六千元的价格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村民气愤地说:“在我们不同意征用耕地的情况下,县领导竟带着防暴警察,出动多辆警车和推土机,强行把我们的地占了!”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用砖头、铁锹阻止施工,结果多人被打被抓,却又告状无门。

农民进城依旧“无门”

  安徽小岗村被廉价卖给开发商的几千亩耕地,到目前为止一直闲置在那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茅草。由于土地的流失,2010年一年小岗村就减产了三百多万斤粮食。小岗人悲愤地问:他们当年“包干到户”,搞责任田,邓小平曾承诺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十年不变”;江泽民承诺的时间更长,说是“三十年不变”;到了这一届中央政府则是让农民吃了颗“定心丸”:“长久不变”。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承诺,也阻挡不了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使得失地的农民一个早上变得一无所有。

  那么在农村面临失地的大量农民,能否到城市里寻找生存空间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已从过去的“盲流”,被改称为“农民工”了。其实这些称谓包含的侮辱化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农民工”仍是一种贬意,表明他们永远只能是农民,似乎不该拥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权利和待遇。最近以来,以北京为起点的许多城市,为抑制房价,治理楼市的热病,纷纷出台了以户籍为衡量标准的住房“限购令”,不说这些“限购令”是否具备合法性,是否会是一些既不触及根本又难以持续的短命措施,就它的调控政策、“外地人勿谈”,就有着明显的身份歧视。这一规定背后的逻辑,或是说它传递出的一种社会信息,是十分有害的。就是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需要深化的时候,北京带了一个坏头,因为,它张扬的身份歧视,不仅将本地人与外地人本来就存在的一堵无形的高墙,进而转化为一道更加难以逾越的鸿沟,让某些中国的城市居民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群,使城乡统筹发展的远景成为一句空话,更使得渴望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融入城市的亿万农民变得绝望。

  笔者认为,今天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不是经济,而是法制问题。以法治国,就是要还权于民,依法治政,坚决清除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固化了的制度性的身份歧视,让九亿农民拥有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真正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