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登陆:
直接前往内容(Alt 1)直接前往二级目录(Alt 3)直接前往总目录(Alt 2)

焦点:启蒙
《启蒙的艺术》在北京——一次被浪费的机会?

《启蒙的艺术》展览现场,2011年3月
《启蒙的艺术》展览现场,2011年3月 | 版权:柏林国家美术馆,摄影:Frank Barbian

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认为,德国媒体副刊关于《启蒙的艺术》展览的愤怒只是加剧了中德双方相互之间刻板感知的不断固化。

作者: 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

  当前德国的一些媒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可以用他在公开场合提到艾未未这个名字的频率来衡量。最近有一位德国记者拿着藤鞭乱打一气,我也挨了一鞭。因为我4月9日在主持一个有关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的对话沙龙时,艾未未的名字我“没有说出口”。有鉴于此,我赶紧公开发表几点声明 (尽管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1.我认为,逮捕艺术家艾未未是倒退,是重蹈覆辙,是软弱之举。

  2.即便艾未未真有经济问题,我认为这一指控无非是给人提供了一个铲除异己的大好机会。

  3.艾未未的家属和律师至今都不知道他人在何处,也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这使我更有理由怀疑“日益改善的中国法律体系”(2011年4月16日的《环球时报》)的现状是否令人满意。但我并不否认中国的法律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进步。

  4.德国作家和对华友好人士史蒂曼(Tilman Spengler)计划来京参加《启蒙的艺术》展览开幕式,中国有关机构却拒绝给他签证。我认为此举很愚蠢,很不合适。

  我希望这几点声明能够安抚我那些情绪激动的德国同胞,使他们有心情阅读下文。

  我们的中国读者很难理解这场让德国媒体火上浇油的舆论风波,所以必须给大家做点解释。事情的起因是由德国三大博物馆组织的、在重新开放的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启蒙的艺术”展览。由于你们中间的多数人没有看过、可能甚至还没听说过这个展览,所以首先应该告诉大家,这个展览旨在通过艺术品和其它物体来表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展览是由德国的相关专家策划的,德国外交部提供了八百万欧元(约合七千万人民币左右)的赞助,展览在2011年4月1日由两国政府的高层共同揭幕。哦,原来如此。德国人激动什么呢?

  概括起来讲,德国媒体和舆论界的代表重在责指两点:一是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不是举办这种展览的合适场所,在此办展将有助于 "巩固中国的统治体系" ;二是展览的内容和当前境况与展览的“启蒙”标题相矛盾。

  本文开始提及的事件更增添了德国媒体的反感。这些大动肝火的争论无疑暴露出许多的无知、偏见、虚伪、自以为是。但是我同时要强调,并非所有的德国媒体都这么声嘶力竭,唾沫飞溅。即便是《南德意志报》,在刊载了一个名叫亨里克•博尔克(Henrik Bork)的人撰写的破口大骂的报道之后,也发表了当事人史蒂曼的一篇写得很冷静、也很有头脑的文章。

  德国和其它地方所产生的不满不能完全归咎于媒体。面对媒体的指责,几位当事人如博物馆馆长的回应完全软弱无力。这点非常耐人寻味,因为他们是本次展览活动的发起人,并且通过这种形式贯彻了自己的意志。现在他们使劲强调自己的意图是好的,强调“纯粹的艺术展”也能为启蒙事业做出贡献。

  对德国的情况不太熟悉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听得一头雾水。德国的几个博物馆来我们的国家博物馆搞一个展览,这怎么就对当前的形势起到巩固或者破坏作用?因为这是国家博物馆吗?中国的所有大型博物馆都属于国家;因为展览的地点是国家博物馆?中国不能有一个国家博物馆吗?一个国家博物馆对外国的文化遗产开放,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因为它位于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不放在天安门广场又应该放哪儿?因为这是一个以“启蒙”为主题的展览?到底谁对启蒙有意见?

  要理解德国人为何激动,就必须了解一个事实。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不是德国媒体和舆论界的现实感知对象、而是其符号感知对象。按照这种感知方式,天安门广场无非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地方,是“被玷污的地方”。国家博物馆无非是一座象征共产党统治的巨型建筑。而启蒙就是一种中国所缺少的、一种必须输送到中国的东西。

  在德国,有关中国的公共话语是上述的符号感知的组成部分。中国读者必须理解,虽然启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既包括康德的绝对律令,也包括雅各宾式的恐怖,但在有关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启蒙成为一项道德使命。但这项使命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同等地紧迫:文化界绝对肩负这一使命,政治家只是部分肩负使命,经济界则根本不用理会。

  本次展览的组织者也成为这种感知模式的牺牲品。他们口口声声要搞纯粹的艺术展,心里想的是政治风光,他们都想把启蒙之光送到中国。有一个事实暴露了他们的意图:世界上哪有什么“启蒙的艺术”。几位博物馆馆长不顾艺术史常识,决定将展览命名为“启蒙的艺术”而非“启蒙时期的艺术”。此举表明他们意识到德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他们有何期待。既然主办者和赞助商邀请了80多位德国和外国记者飞抵北京参加开幕式,他们当然没料到自己会受到批评。

  这种简单化的感知方式让许多中国人感觉很伤感情,即便是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表示不满的中国人也有同感。这样的感知世界里,他们和他们的生活现实没有发言的机会,除非他们符合德国人的符号感知模式。在本文开始提到那篇有关“珂勒惠支和中国的现代艺术”的对话活动的报道中,作者对中方人员及其发言只字不提。他声称潜在的中国参观者“受到警告”,声称这些人“因为害怕”而远离这一活动。此人言而无据,但是他的推测符合人们的感知模式。在随后的一场活动中,来自北京的语言学家方维规就欧洲启蒙思想如何影响现代汉语的发展做了一场令在场的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感觉十分精彩而且深受启发的报告,但德国记者却已无影无踪。其实这两场活动都是本次展览的配套节目。

  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举办启蒙艺术展,但二者都希望借助这一展览推动中国的启蒙进程。有一个情况应该提醒我们的中国读者注意:尽管启蒙运动对宗教进行了诸多批判,但世俗化的传教使命却始终属于启蒙思想遗产,所以启蒙主义者也把《圣经》的教诲牢记心中:“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进行讽刺批判也不足为怪。北京的德语文学研究者黄燎宇曾在图宾根大学发表一个犀利和机智不相上下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欧洲人的启蒙传教使命十分可疑,因为中国的儒家早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就表述了启蒙的一些基本立场。面对难以应对的全球性挑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启蒙的杰作即失控的资本主义都显得束手无策。我们不必赞同黄燎宇的论点,但他的观点可以为一场富有收获的对话奠定基础,譬如可以把相关对话纳入展览的配套活动。但是人们没有这么做。

  这阻力依然来自那种狭隘的感知模式,只是这一回的说法相反:由于害怕中方的合作者会过于敏感,人们便回到举办“纯粹的艺术展”的立场,监管这一展览的是清一色的德国专家。既然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艺术史上找不出一种“启蒙的艺术”,人们就决定从三大博物馆的馆藏中挑选一些展品来展示启蒙思想立场。他们这事做得非常专业,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的认真细致。最后挑选出九个主题:从“启蒙时期的宫廷生活”到“爱情和感伤情调”和“回归自然”,再到“思想解放”和“公共领域”。和多数中国博物馆的有些乏味的橱窗展品相比,“启蒙的艺术”完全是“瑰宝”。展品和展览方式都是绝对的高水准,尽管西方的观众会问:实施专制统治的小邦君主的宫廷肖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创作的浪漫-神秘风景、博伊斯(Joseph Beuys)的作品是否真正代表艺术中的启蒙精神?

  人们忽略或者故意忽略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展览不是面向德国观众(考虑他们就够困难的了),而是面向中国观众。虽然中国观众对康德和伏尔泰的了解一般要多于我们对孟子和朱熹的了解,但他们对启蒙时期的情感生活、文明批判、宫廷生活很陌生,就跟我们对新儒学的生命意识和诗学一样生疏。只有当观赏者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与展览内容产生共鸣的时候,展览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富丽堂皇的启蒙艺术展与本地观众擦肩而过。它既没给后者提供结合自身知识的机会,也没有诉诸其人生体验。它让参观者看得一脸的茫然,然后又带着一脸的茫然离去。丰富多彩的展品未能刺激观赏者的思想,而是令人疲惫。参观者寥寥无几,这不单单因为启蒙艺术展要求单独购买门票,而其它长期展览都是免费,国家博物馆每天只允许进8000人,这里面有不到10%的人会光顾“启蒙的艺术”。个中原因,并非人们受到警告。

  启蒙艺术展完全落入自我关涉的中国感知模式设置的陷阱,所以德国的副刊对它表示不满,中国的参观者又觉得它乏味。很可惜,这不仅仅是错失机会。

  围绕这个毫无锋芒并且充满善意的展览所挑起的争吵,使双边关系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双方将更加疏远,更加固守预制的感知模式。一方愤愤不平,一方觉得感情受到伤害。毫无疑问,促进这种感知方式的事情中国的有关部门一件也不肯舍弃。我只举逮捕和拒签这两个事情做例子。拍得再好的中国国家形象片都将难以弥补这类事情对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的损害。

  启蒙很有必要。我们都需要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