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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启蒙
似曾相识说启蒙

孔子和康德
孔子和康德 | 漫画:老杜

黄燎宇教授在德国的演讲中讲述中国人人平等观念的来源、农民起义以及宗教宽容,并质疑欧洲向中国传播启蒙的企图是否有班门弄斧之嫌?

  本文译自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教授2009年11月19日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德文演讲稿,该演讲发表于图宾根大学“为了未来的启蒙”学术酒会——关于康德及德国当代哲学中德对话。中文稿由黄燎宇教授亲自翻译,于《文景》杂志2011年1、2月号合刊首次发表。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齐聚图宾根,齐聚在这座盛产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城市,而今晚活动的起因就是中德哲学大会。让一个研究德国文学的走上图宾根大学的讲坛,他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他很清楚,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哲学犹如前启蒙时代的神学,享有科学之王的地位。想到这点,他只好明智地降低身段,以斡旋者或者普及者的身份出场。他的职业特性也使之然:搞文学的本来就应该在精神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间斡旋——依照托马斯•曼的观点,文学如同政治,都是位于精神和现实之间的第三帝国;作为研究德国文学的海外学者,我们自然是文化使者,肩负着架桥使命,想为架设沟通德国文化和本国文化的理解桥梁做出贡献。面对科学王国中现实存在的森然等级,对一个闯入哲学家圈子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做传令官,就是把蛰居奥林普斯山巅的哲学家的旨意送达缺乏哲学思想的平原,如果哲学家们真的需要一个赫尔墨斯……我的开场白迂腐而且未必具有启蒙精神,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的演讲会主题是启蒙。在当今世界,除了启蒙,也许没有什么话题如此频繁地引起讨论,如此持久地刺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但是这没有什么不好。今天人们研究和讨论启蒙,不仅是为了探寻我们这个世界何去何从,而且是因为距离启蒙世界的远近决定了国际社会中谁有权利教育谁。在当今世界,十有八九是欧洲人教训东方人。个中原因,首先在于欧洲人经历过启蒙时代。亲爱的赫费先生(Otfried Höffe ),您说过,欧洲可以为悠长的光明世纪为豪。欧洲顺理成章地被人们视为启蒙的故乡,被视为沐浴着启蒙光芒的大陆,虽然您同时还指出,启蒙不是发生在近代的特殊现象。因此,如果欧洲人最喜欢拿启蒙准则去其它地方造福人类,那也不足为怪。

  从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可以看出,在许多欧洲人眼里,中国也是一个应该受到启蒙思想启迪和祝福的国度。我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居民,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些批评。我看到的一些事情的确耐人寻味。首先是西方对华批评的频率和力度不仅与中国的经济进步、而且与中国的政治和文明发展成正比。如此频繁而猛烈的批评的确让脸皮偏薄的中国人难以承受。其次,中国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越接近西方,西方就越是明显、就越是高调地跟中国保持政治和道德距离。这的确让人难堪,让人茫然不知所措。第三,西方的多数批评家习惯站在欧洲启蒙运动给他们提供的制高点对中国进行观察和评判,他们议论中国的时候,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中央帝国从未见过启蒙的光芒。我觉得这一点最成问题。因为有迹象表明,启蒙的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德国有些哲学家和汉学家很清楚这个道理。譬如,施寒微教授(Helwig Schmidt-Glintzer)和米塔格教授(Achim Mittag)就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开篇明义:“谈论启蒙就是谈论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法想象欧洲的启蒙运动。”这一思想要是能够摆脱曲高和寡的命运该多好!

  女士们先生们,在中欧文化-政治对话中,有一种现象屡见不鲜:主动出击的欧洲人喜欢强调欧洲标准和欧洲价值观的普遍有效和普遍适用,中国人则还以文化相对主义或者文化本体论。在我看来,不是每次中欧对话都非出现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格局不可,谈论启蒙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今晚要阐述的观点跟赫费先生不尽相同,但是我既不怀疑包括平等、宽容、实践理性和此岸精神在内的启蒙理想的普遍有效性,也不会强调中国传统与欧洲价值如何不兼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留意几个中国文化的特征或者说现象。这样便于大家帮着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向中国派遣欧洲启蒙的传教士,这是否相当于拎着猫头鹰上雅典(“拎着猫头鹰上雅典”为德语成语。据说古希腊时代的雅典盛产智慧鸟猫头鹰。按照另一说法,富庶的雅典不乏刻有猫头鹰图案的银币。译注),是否相当于——用一个带有本地特色的比喻——向图宾根派遣哲学家和神学家?

  我们先说说中国人的平等观。我认为,人人平等可以被视为启蒙的第一法则,因为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就谈不上人权和宽容。如果我们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平等的国家,这也谈不上多少夸张。在中华帝国,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就已深入人心,而且没有任何来自宗教的思想铺垫。如果说欧洲人接受平等观是基督教奠定的思想基础——卡布里茨先生(Andreas Kablitz)去年在北京大学做启蒙演讲的时候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那么中国的儒家就仿佛凭直觉、凭本能、发现了平等观念,而且是在欧洲人皈依基督教之前。有了这个其实非常现代的思想,机会均等和择优思想便油然而生。中华大地之所以产生平等观,是因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唯成就论者,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德才兼备才能做官。中国在汉朝、约公元前200年就已按照择优原则遴选官员。这一实践通常被视为科举制的发端。至于科举制,谁都知道它创立于公元七世纪,有一千多年的成功实践,最后废于中华帝国末期即1905年。

  科举制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对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其它任何政治铨选制度。首先它的制度性设计思想诞生于平等精神,同时又为平等原则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考试制度为下层民众的孩子开辟了通向社会上层的道路,聪明而勤奋的农家子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帝国的官僚。唯一被剥夺考试资格的,是戏子和妓女的孩子,这得归咎于儒家的道德严格主义。考试制度使中国社会得以高度民主化,所以中国无法产生欧洲人所理解的贵族阶层,古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欧洲式的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而是一个人人都能通过科举分享攀升机遇的开放社会。幸好如此。众所周知,直到启蒙时代,欧洲的贵族阶级不仅垄断肥缺和重要职位,而且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现实在歌德的《维特》里面也得到反映。这的确出人预料:维特在很器重他的C伯爵家碰上贵族们聚会,不一会伯爵就对他说:“您知道我们的情况很特别;我发现人们因为看见您在这里而感到不满。”就这样,一个聪明的、有抱负的、生性敏感的年轻人被撵出了贵族社交圈。人们撵维特,只因为他是市民阶级出身。总之,少年维特的烦恼也包括贵族的傲慢给他造成的伤害。目睹维特的命运,我们不禁为我们的古人创立了科举传统而得意,我们很高兴这一传统以高考的形式在当今的中国被发扬光大。在中国,每年都有八、九百万中学毕业生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在酷暑中参加高考。尽管人们从教育学的角度对高考进行了诸多猛烈的批评,但是我们绝对没法想象有一天会废除高考。尽管今天的中国不再有帝国皇帝出来充当考官并且以死罪惩处弊案,但是今天的高考给腐败留下的空间也是极其有限。高考对当今中国人的意义可见一斑:它是保证社会公正和机会均等的最后堡垒。

  科举制的另一功劳,是让学问和教养在中华帝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中华帝国的皇帝及其大臣的平均文化教养水平应该高于其欧洲同行。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令人侧目的文人和书法家,有的甚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对学问和教养的崇拜也有不好的地方。它一方面稳固和强化了儒家的精神贵族立场。这一立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孟子的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通常被视为提倡恻隐之心的伦理学家,但是,透过这言简意赅的名言,我们却能看出他的铁石心肠,看出他的不留情面——连尼采也赶不上。况且这是家喻户晓的儒家格言。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拿这话去教育自己的儿子,不会读书写字的中国人多半也知道把这个道理讲给自己的儿子听。另一方面,这种无疑能激发竞争意识和功名心的唯成就论有时会让人变得既不健康也不审美。正因如此,帝国时代几乎每一个功成名就的官员都有不堪回首的青少年,他们的生活都可以用如下字句来概括:“幼怀大志,寡言笑,囊萤刺股……”

  对文化和学问的单一性崇拜还带来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民族气质的文弱化。这在许多皇帝和高官身上可见一斑:较之剑和弩,他们对于文房四宝更感兴趣。有时人们甚至得到这样的印象,仿佛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在中国成为了现实——假如中国的皇帝们更喜欢运动,假如他们更有奥林匹克精神。轻视膂力,缺乏奥林匹克精神,是中华帝国的教养和学问崇拜造成的弊端。在这里,对教养和学问的崇拜非常奇怪地与对蛮力和武夫的蔑视结伴而行,文官的地位始终高于武将。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在欧洲,打仗是贵族的事情,农民既无扛枪打仗的权利,也无扛枪打仗的荣耀;在中国,“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可以设想,假如当初有人在中华帝国提倡武士道或者条顿骑士精神,他会成为众人鄙视的对象。中国人一面崇拜学问和教养,一面又轻视体育锻炼和运用武力,这自然柔化了中国人的气质,同时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自食其果,我们不断被我们非常蔑视的蛮夷和游牧民族战胜和征服——虽然我们修建了万里长城。我们的长城更像是建筑装饰而非坚固的国防堡垒。不过,五大三粗、骁勇善战的蛮夷最终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颓废而文弱的汉人同化。这一事实也许证明柔可以克刚。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至多算温柔型沙文主义者。

  中国人的平等观不仅仅体现在科举制的创立和大行其道,而且体现在中华帝国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堪称中国一绝。中国的农民起义发生频率之高、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可谓绝无仅有。农民起义同时表明平等理念在中国是何等早熟,又是何等地深入人心。因为早在中国第一场史料记载的农民起义即公元前206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爆发时,起义者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响亮口号。这一修辞反问使人斗志昂扬,备受鼓舞。陈胜、吴广起义彻底撼动了秦王朝的统治根基(该王朝的缔造者曾下令修建长城,他至今仍躺在位于西安的陵墓当中,估计有声势浩大的兵马俑守护陪伴)。不仅陈胜、吴广,后来历朝历代的农民领袖也都深信人人都能做王侯将相。其实他们谁都希望自己能够入主皇宫,君临天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终也梦想成真,一跃称帝问鼎。气势恢宏的北京故宫就归功于大明王朝,而明朝的开国皇帝就是农民起义领导人朱元璋。可以说,我们所知道的引起改朝换代的历次中国农民起义,都把平等、平均作为号召人们推翻旧王朝的口号。这点的确耐人寻味,特别是德国乃至欧洲的农民运动中没有类似现象发生。德国的农民运动领袖要求不高,他们发挥的影响和取得的成果也无法和他们在中国的阶级弟兄相比。无论托马斯·闵采尔还是米夏埃尔·科哈斯,他们做梦都没想过有朝一日要成为教皇或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中国农民起义者在精神和政治上都显得不知天高地厚,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度膨胀,是因为他们内心怀有人人皆可做王侯将相的信念。说到这里,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中华帝国的农民革命通常是由科举落榜者发起并领导的。譬如,在公元9世纪推翻大唐王朝的“黄巾起义”的领袖黄巢就曾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考生。他在考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但他终归没有考中进士。当时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学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博士。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洪秀全——他曾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也同样曾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科举失利者在农民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科举考试在意识塑造方面的是与非。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是唯心论者,我不会把平等观念解释成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革命不是玩笑,也不是思想游戏。即便是粗浅地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毋庸置疑,农民揭竿而起,首先是因为他们遭受了不幸和不公,因为他们走投无路。我无意美化中国的农民起义,更无意拿农民起义来吹嘘。何况这么做也太过冒失并且有损礼节。因为我知道,德国是一个缺少革命的国家。从既往的经验看,德国人喜欢在头脑里或者在书本上闹革命。众所周知,对于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德国的启蒙主义者还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多半避之唯恐不及,而且是一脸的厌恶和恐惧。再说,要让我们中国人众口一词、毫无保留地赞扬或说肯定大规模的农民革命,那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农民革命造成的后果太过触目惊心,因为中国的农民战争太野蛮、太血腥,夺走了太多的生命——仅仅一次太平天国起义就让两千万人丧生,农民起义也摧毁了无数的房屋、宫殿和城市,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种毁灭性的后果,有时我们不得不问,假设中国的农民能够向他们在德国的阶级弟兄看齐,基本做到听天由命,情况是否会好一点?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说我在此强调中国人更具有革命资质和革命意愿,我也只是为了提醒各位,启蒙运动也可成为革命之母,而不仅仅是理性之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等观念本身就蕴含了革命的种子,它能点燃革命激情,引发社会革命。正如对平等的追求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大前提,称帝称王无疑也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一大动力。这并非巧合。因为启蒙的活力来自批判,启蒙就是批判。但并非人人都明白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仅有一步之遥的道理。有一位德国人,一位通晓批判辩证法的大师,便因为德国人始终没有跨出这一步而极度失望。结果,一说起德国启蒙运动的载体即市民阶级或者叫资产阶级,他就难免鄙夷不屑。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对市民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极度失望的德国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卡尔·马克思。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想说说中国文化的另一显著特性。这一特性首先是把欧洲人、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搞得很矛盾。我想说的是中国人与超验世界、与宗教的关系或者说糟糕关系。我不得不承认,在图宾根谈论这样的话题,着实令人惶恐,因为在我看来,这座有着浓郁的神学和哲学氛围的城市根本就是一个与中国文化形成对偶的世界。

  请允许我首先引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话。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推崇与狂热人所共知,他的《中国近事》其实就是一曲高亢的中国颂。但令我吃惊的,是该书作者证明自己是一位眼光极为锐利的崇拜者和歌颂者——尽管他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理解中国,也没有谁像他这样迅速而又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特征。他不仅看到中国人在伦理学与政治学等实用领域的绝对优势,他不仅充满敬佩地发现中国人致力于追求人间的和谐、繁荣、秩序,他还总结说:“倘若让一位智者充当挑选最优秀的民族而非最美丽的女神的裁判,他就有可能把金苹果送到中国人的手中——假如我们没有在一个并非人力所能为的领域胜过他们。我们的优势来自上帝赠送给我们的礼物,这就是基督教。”女士们先生们,我不知道当你们读到或听到这句话时做何感想,但我却分明感到困惑和沮丧。我们中国人不信教,不信基督教,所以我们得不到金苹果。这就是莱布尼茨这句用第二虚拟式表述的句子传达的直白信息。他的话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担心西方人从我们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推断我们在精神方面存在问题。而且这并非杞人忧天。原因在于,对中国充满善意的莱布尼茨所表达的遗憾,在后世的德国哲学家的笔下就变成了对中国精神的鄙视和宣判。在蔑视中国的思想家中间,黑格尔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他以他粗暴的方式宣告中国人与哲学无缘,那些不及他粗暴的哲学家们也在小声地、默默地质问中国人是否有意愿、是否有能力从事精神远足和精神翱翔。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哲学的德国汉学家们仍需时时抗拒仿佛与生俱来的诱惑,以免给中国哲学打上引号。身为中国人,目睹自己的哲学能力受到如此严重的质疑,谁能做到无动于衷、若无其事。所以,让中国人昂首挺胸在哲学林苑漫步,这绝非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然而,如果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恐怕也有充足的理由自我反省,有充足的理由自惭形秽。如果你不讲理念论和意志的形而上学,如果你不谈世界精神和物自体,你凭什么反对别人给你的哲学打引号?不脱离经验世界的人能搞哲学吗?最糟糕的是,我们一不谈上帝,二不谈魔鬼,三不谈死神。这三种存在一开始就被我们忽略或者故意回避。“子入则孝,出则悌”。孔子这一训导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完美写照。我们从不谈论如何成为上帝的子民,更不会把成为上帝的子民描绘成梦寐以求的事情。叔本华把死亡称为赐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或者说恩主,但死神却在中国思维殿堂的大门之外徘徊了几千年也未获准入。个中原因,首先在于孔夫子教导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中华帝国,魔鬼的遭遇也不比死神好到哪里去。在这里,他不再是专事制造冲动和悲剧的、故而令人敬畏的心魔,而是摇身变为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等着人们在除夕之夜用鞭炮驱赶。所以他再也引不起思考者的兴趣。同样遗憾的是,上帝在中央帝国也跟他的对手一样很不走运,因为他不再是单独的存在,他必须和各路神仙共掌天庭——中国人的祈祷对象数目繁多、五花八门。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没有区分信仰和迷信的能力,也无意把各路神明和各种宗教分出三六九等。而且我们太讲实惠,总是按照“临时抱佛脚”的信条与神明打交道。所以我们在粗糙而轻浮的多神论中裹足不前,所以我们功亏一篑,未能迈入精致而严肃的一神论境界。这实在令人遗憾。上帝、死神与魔鬼的缺席,不仅导致我们患上哲学贫血,而且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狭隘、肤浅、贫瘠。我们生活在单调的一维世界,我们只有眼前的世界,我们顺利成章地成为赤裸裸的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伦理学家、功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欧洲人则拥有一个三维世界,欧洲人不仅有眼前的世界,而且有天上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所以欧洲精神可以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之间自由穿梭,所以欧洲人发明了起源论和本体论,发明了哲学和神学。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内在而非超验的世界,这里的思想土壤很难让哲学和神学绽放花朵;我们中国人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膜拜众多的神而成为无教徒,因此我们无缘分享上帝的恩宠。我们的神学和哲学处境既不有利,也不喜人。对此我们却是无能为力。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开始就为我们指引了一条不通向上帝、也无神启的道路。这条或许错误的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几千年,我们已经积重难返。在过去三四百年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引人瞩目地遭受失败。这本身就是我们积重难返的一个明证。对我们来说,调转方向为时已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学会了如何结合新的世界体验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越来越觉得没理由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孔夫子给我们指点的漫漫历史之路或许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那样离谱。如果想想中国和欧洲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历史命运,我们就无需因为曾经在宗教方面采取无谓态度、无需因为有过多神教的实践而过于自责。虽然多神教徒和宗教淡漠者在神学家眼里比无神论者还要糟糕,但谁也无法否认淡漠者总归要宽容许多。黑格尔在描述中国是“绝对平等之国”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这个国家的平等思想已经渗透到神界。在欧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前提是人人都信奉基督教上帝;在中国,人类面前众神平等——管你是哪路神仙。像《智者纳旦》这样一部对德国乃至欧洲思想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家写不出来。写出来了也是多此一举。因为中华帝国没必要宣传宗教宽容。我们不会出于纯粹的宗教原因迫害佛教徒、道教徒或是其他教徒;我们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发动十字军东征或者十字军西征北征南征。如果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将其宽容思想贯彻到底,他们在这方面就应该对我们非常地满意。而如果我们回顾欧洲启蒙以来的历史发展,如果我们再展望未来,我们就毫无必要因为自己远离上帝或是在超验世界缺乏经验而忧心忡忡。因为自启蒙以降,欧洲人的世界越来越世俗化和尘世化,越来越失去神秘和魅力。相应地,欧洲精神日趋散文化和“中国化”。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启蒙的——大功用,就是把人的精神从彼岸带回此岸,以便——这层关系人们不爱提及也很少提及——为天生就庸俗乏味的、散文而无聊的、既不审美也不浪漫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道路。而中国在转向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时而给人如鱼得水、放虎归山的感觉,这并非偶然。言归正传,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欧洲人的世界面临一维化的危险。人们由此感到不适,批判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启蒙运动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其实最晚从浪漫派开始,欧洲对于启蒙的批判之声就不绝于耳。我们不妨想想呼吁“世界必须浪漫化”的诺瓦利斯,想想《魔山》中的反启蒙者纳夫塔对启蒙运动的责难和批判:狭隘,伦理说教,缺乏宗教思想,扎根生活的市民性或者叫资产阶级精神。非常明显,这类启蒙批判很容易用来对付扎根此岸的中国人。

  女士们,先生们!所谓的现代世界是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然而,这个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又是启蒙的杰作。亲爱的启蒙主义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