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鲍伊与德国流行音乐 当一天英雄

大卫·鲍伊2015
大卫·鲍伊2015 | 照片(局部):Sony / Jimmy Katz

柏林曾经是一座分裂的、被封锁的城市,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小社会。1976年及后两年,柏林成为大卫·鲍伊(David Bowie,又译大卫·鲍威)的隐居之地,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因此,他得以对当时仍年轻稚嫩、风格尚摇摆不定的德国流行音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卫·鲍伊在加州的发展不太顺利。1976年初在洛杉矶推出专辑《Station To Station》之后,他似乎已江郎才尽,靠大量吸食可卡因度日。英国作家巴里·霍斯金斯(Barry Hoskins)曾经出版一部著名的记录美国西海岸流行音乐演变的编年史,名为《等待太阳》(Waiting for The Sun),其中就提到这位意气风发的伦敦青年在欧洲走红后,欲在美国一展鸿图,却在此陷入崩溃,几欲求死的经历。1976年,鲍威倾尽全力举办了名为“Isolar”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唱会结束后,他在欧洲几个地方中转逗留,辗转来到柏林舍内贝格,投靠橘梦乐团(Tangerine Dream)的灵魂人物埃德加·弗略瑟(Edgar Froese)。这次搬家,一方面使他投入冷酷无情的戒毒斗争,另一方面也使他所处的艺术氛围发生了巨大转变。

  流行前卫教主鲍伊旋即成为以弗略瑟为首的一批德国电子音乐先锋人物的座上客,这并非偶然。除了早期的发电站乐队(Kraftwerk)、坎乐队(Can)和寥寥可数德国摇滚乐手外,七十年代的德国流行音乐界乏善可陈,鲍伊这样的世界巨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在舍内贝格主街上一直住到1978年,西柏林封闭的时光对于他,意味着回到默默无闻的地下音乐。后来,曾与他在录音棚多次合作的来自洛杉矶的挚友伊基·波普(Iggy Pop)也跟随他来到了柏林,自此形成了一个创作的小圈子。舍内贝格成为了华丽摇滚、丑角合唱团(The Stooges)经典专辑《野性》(Raw Power)和前卫艺术的策源地。

舍内贝格的创造力

  在柏林生活的初期,鲍伊的心情仿佛被东德吹来的灰蒙蒙的褐煤灰尘所笼罩。他流连于各大艺术馆,醉心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绘画,经常参加罗蜜·哈格(Romy Haag)的模仿秀沙龙。这段经历最终促使他创作了三张十分重要的专辑《低迷》(Low)、《英雄》(Heroes)和《房客》(Lodger)。这几张专辑主要在汉萨音乐工作室录制,由于获得了柏林市政府的补贴,这里的使用费用比较低。那里还可以看到被一分为二的波茨坦广场上站岗的东德哨兵。鲍伊贪婪地吸收这些新奇的经历,并在他的制作人支持下,将这些养分注入到一种全新的音乐美学当中。这种风格的转变在他最具代表性的单曲之一《英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冷冰冰的合成电音诉说“当一天英雄”。

  1978年,当时总部尚在汉堡的流行音乐杂志《音乐速递》(Musikexpress)推出一份长达数页的“特辑”,总结了鲍伊在柏林的生活。大意是:鲍伊、伊基·波普和天才制作人布莱恩·伊诺(Brian Eno)、托尼·维斯孔蒂(Tony Visconti)为德国前卫朋克音乐打下了基础。尽管鲍伊自己并未与后来“德国新浪潮”音乐的代表人物有过直接合作,不过光是想象这几位流行音乐大师不时在当地丛林一般的新浪潮舞厅出没,就足够令人兴奋。至于一手捧红坎乐队、新乐队(Neu!)、发电站等乐队的莱茵地区著名制作人科尼·普朗克(Conny Plank)是否真如传闻中那样,冷漠地拒绝了鲍伊提出的合作工作室的邀请,并不重要:德国新一代音乐人已站稳脚跟。因而,伊基和鲍伊会时常光顾街头小酒馆,喝两口啤酒,也会去梅林达姆一带的建筑工人服装店购买粗笨的工装裤。

从前卫文化中获得启发

  西柏林这座孤岛城市的前卫文化悄然发展,赋予当时的联邦德国一个新的中心引力。同时由于克里斯蒂安妮·F(Christiane F.)的畅销书《火车站动物园的孩子们》(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大获成功,它还被赋予了社会政治含义。鲍伊在这本书的电影版得以露面。他在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里将西柏林称为“海洛因的世界首都”。毒品带来无情的摧残,吞噬人心,对未来的绝望,以及“在火山口跳舞”的心情后来都在鲍伊朋克和新浪潮音乐的断奏风格中得以体现,并且在现实中爆发,演变成 “占屋运动”的街头大战。

  如此一来,滚石乐队六十年代的专辑《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en)中所唱的街头斗殴的人就有了继承者。后来当这场运动升级为无组织地攻击新建房屋时,大卫·鲍伊又搬走了。他只是在后来的访谈中将致命多莉丝乐队(Die Tödliche Doris)、跳出云端(Sprung aus den Wolken)和走清冷路线的女子组合疟疾(Malaria)作为一个整体,表示赞赏。1978年,在柏林生活的末期,这位多栖明星还在戴维·海明斯(David Hemmings)执导的电影《舞男》(Schöner Gigolo, armer Gigolo)中饰演男主角,这也是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参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由此,鲍伊完成了向流行音乐阶段的华丽转身,而正是这一阶段最终确立了他在金曲榜上的地位。

  大卫·鲍伊的确拥有敏锐的直觉,在柏林生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将德国流行文化史上的各大传奇串联起来。他始终把流行音乐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并通过对自身风格及个人形象的塑造,自然地将流行音乐打造成为一种艺术。他为柏林带来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地下丝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和纽约的气息。可以说,是鲍伊为德国赋予了流行魅力。无论如何,是他给当时还十分弱小的原联邦德国的创作圈子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他在这方面功不可没——尽管这并不是他当初来到这座城市的原因。在他的助力下,不仅是柏林、整个德国的音乐界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