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高等教育 中国可“进口”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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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高等教育模式用在通识教育上或许还行,绝不适合精英教育。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基数的中国,在精英教育方面或需像进口奢侈品一样交由外国高校承担?

  从入学比例上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国际公认标准是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入学率在15%至45%之间为大众化教育,超过45%为全民高等教育。除开高等教育入学率,我们的高等教育既不精英也不大众。

  古代皇家宫廷、贵族城堡、地主庄园,现在成为名胜古迹,游客人流如织,很少人有兴趣去体验古代贫民生活。我们现在所称的古代文化,无论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通常只是上层精英留下的作品,贫民阶层的遗产乏善可陈。古代文明由少数精英所创造,有人由此事实推论出社会应该赋予精英特殊地位,这种观念被称作精英主义。由柏拉图开启的古典欧洲精英主义有强烈的贵族倾向,把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儒家的精英主义更看重个人修养和学识。

  科举制度可看作儒家精英主义的政治实践。科举制度之前汉魏南北朝搞的是察举制,和现在企业人才招聘类似。察举制度的好处是兼顾学识与修养,但是效率较低,候选人群有限,平民百姓很难入朝廷法眼,士大夫家庭有先天优势,于是强者恒强,阶层分化严重。

  科举制度相反,遴选效率高、范围广,但是科举考试的知识面很有限,人身修养就更难考核了。科举制度延续千余年终于在1905年被废,主要是僵化的科举考试内容与现代社会越来越脱节。如果逐步调整科举考试内容,向当今的公务员考试过渡,也许社会变革会平稳一些。在没有建立更好的精英遴选机制之前,仓促废除科举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半个世纪充斥着军人干政,军阀混战,同时青年才俊涌入军队,又使传统文化迅速陷入断代危机。

  如果说废除科举与满清覆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恢复高考在开启改革开放当中的标志性意义则是全民共识。高考和科举在遴选精英方面的功能是一致的,大专以上文凭自动获得干部身份,1990年代以后才增设公务员考试,分担高考的功能。恢复高考为政府输送了大批后备干部,缓解了干部断层危机,这是恢复高考和恢复高等教育的显著成果。

  高考与公务员考试虽然分立,但是大学为政府机构与各种公营机构输送人才的教育职能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需要人才的机构五花八门,大学却以公务员为标准,千篇一律地培养人才。公务员第一要务是服从,而机构领袖则需要开拓创新的胆识,这种高等教育与需求之间的错位,连面向政府都显局限,更遑论包括企业在内的民间组织了。晚清遭遇的人才问题,现在再次出现。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科技人才的渴求,一些重点大学先后开办了少年大学生班,将全国的早慧儿童集中起来培养。30多年后总结,不说失败吧,至少是辜负了当初的殷切期望。能够考入少年班的孩子智商无疑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批高智商儿童成就未如理想,不是他们个人的遗憾,而是民族的损失,损失无法估量。

  大学方面承认,培养少年大学生经验不足。实际上何止是培养少年大学生方面经验不足?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基数,国内大学毕业生水平却不敢恭维。偶然有几个冒了尖,还很难说是大学教育的贡献,或许是大学课堂没有把天性抹杀干净的结果。全国顶尖学府清华北大曾被戏称为“留美预科班”,现在面临港澳台新的竞争,再过些时日“留美预科班”恐怕也难保。教育收费改了又改,不合时宜的教育程式却纹丝不动。有位理工科少年大学生仅仅因为哲学不及格,拿不到本科毕业证。陈丹青教授因为不满学校对研究生的无理要求而辞教,按学校规定美术专业研究生的高等数学必须及格,高等数学在美术创作中有什么用?

  这种僵化的高等教育模式用在通识教育上或许还行,绝不适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强化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方面在国内看不到改善的前景。权宜之计是将高教经费按在校生人数补贴给所有高校,让财政的甘霖普洒在国内学生头上,老老实实做好大众教育。

  中国的精英教育可以像进口奢侈品一样交由外国高校承担,甚至不用出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就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近年港澳地区高校发展迅猛,跟大陆市场需求拉动关系极大。尤其是香港特区,高等教育才起步短短十多年时间,就从一个“文化沙漠”崛起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教育之都,在大学排名榜上,港大、香港科大等数间大学远超清华、北大。跟清华、北大不同,这个成就是在没有花费一分钱中央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取得的。香港回归祖国十多年,香港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让香港培养中国精英一点也不丢份。

  本文属于焦点话题“何为理想大学?”。本焦点话题由经济观察网、搜狐评论、中德文化网联合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