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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何处是故乡
全球化时代的故乡

全球化世界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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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大学哈尔姆特•罗萨(Hartmut Rosa)教授为德国《蓝骑士哲学期刊》撰文,深入分析了社会关系的快速改变以及全球化世界的发展对传统故乡概念的改变。

作者: 哈尔姆特•罗萨博士(Hartmut Rosa)

本文首次发表于德国《蓝骑士哲学期刊》第23期“故乡”。

  现代的传播技术以及快速进行洲际旅行的能力,已经使远近不再是个空间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在汉莎航空的休息室或者德国的ICE火车上感受到“在家”的感觉,这也不值得奇怪。在社会关系的快速改变以及全球化世界的发展让故乡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那种体现人与熟悉的环境毋庸置疑的固定联系的故乡,对于现代人似乎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作为人,我们感到与生活于斯的这个世界通过多种变化的形式相关联;可以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被“置入”到世界中。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周围的人和物与我们如此熟悉,它们以赞同的方式“应答”着我们的感知和需求,我们和它们——无论是人还是物——以多种形态紧密相连:这些形态呈现为分享的经验和故事,呈现为它们在我们在彼此生活中扮演过的、或者正在扮演的角色。由此,一种相互换位体察的感觉出现了:人与物,周围的空间对于我们来讲不再是无所谓的,我们感到对它负有责任,它的动作和变化对我们自身的生活都有影响。幸福的时刻来临时,我们甚至觉得,整个世界带着无限的可能、挑战和秘密和我们深深交织,好似一个“歌唱着”的世界一般:“它从雪之寂中升起,如天籁之音,”或者:“世界展露歌喉,华彩乐章迎面而来。”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如此写道。

  而在痛苦的时期,我们的经验会完全不同,世界的表面似乎变得生硬缄默,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或者至少在面对我们的感受和需求时显得无动于衷。“世界——是通往无数沉寂而阴冷的荒野的大门。”尼采在一首名为《孤独》的秋季即景诗中写道;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也熟知这种经验模式,他在《时辰书》中如此倾诉:“每次日落之后”,他都会感到“伤痛而孤寂;我是一个苍白的人,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人,一个被人群鄙弃的人;万物耸立如修道院,把我羁押其中。”

     对于尼采来说,后一种存在形式是故乡的失落导致的直接结果。“群鸦鸣噪,乱哄哄地飞向城市:就要下雪了——现在还——有家乡的,真是福气!”这是尼采这首著名的诗的第一句,在最后的诗节中,整个情境变得充满威胁:“就要下雪了,没有家乡的,真是晦气!” 而尼采笔下的“痴人”自愿放弃了故乡,诗人问道:“你这个傻子,为何面临冬季要逃往世间?”。诗中的“你”以字面意义上的回避 ——自我疏离,与世界疏离——展开了这种“自愿”的前往异域的尝试。正如里尔克诗中的“我”(“一个苍白的人”)一样,尼采笔下异化的主体也失去了所有颜色,他“苍白”地生存在色彩尽失的世界中:“你苍白地站在这边,受到诅咒,要在冬天里流浪,就像那一缕轻烟,总想升到更加寒冷的天上。”这里的“异”仿佛是解开异化过程的符码,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和主体互不影响而毫无关系,而“故乡”这一概念则指的是这样一种世界关系,主体和世界积极而色彩明亮地相互关联。这种使用“故乡”和“异域”概念的方式深深植入了德国的语义系统之中。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关系的形成”,这是一种与远方和紧邻的世界的关系,以“异域”和“故乡”相反的意义的反映出来:我们周围的事物、人和各种联系也可能显现为让人无法承受的限制、压抑和困窘,如果这样的话,它们就不会有什么“回应”,不会响应我们最深处的期许、需求和能力,而是显得充满“拒斥感”,在我们面前满怀敌意地退却。我们和周遭世界互不理解,因此互相拒绝对方。与此相比,异域可以是诱人的,开放的,显现为一个“歌唱着的”世界;“遥想远方”和“渴念”是这种“被置入世界中的存在”形式的密码,这一形式向我们证明,广远的世界面对我们时基本是充满回应和支持的,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地方”。

     尼采的诗似乎告诉我们,现代性的出发点正是这种存在感,或者至少无法与之脱离干系。现代人开始寻找“新的”故乡,一个自己创造、自己选择的故乡。从社会理论角度来说,这种找寻中,或者说正是籍由这种找寻方式,产生了对我们的世界关系空前的推动。现代化恰是让我们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愈来愈快地动起来:通过运输、交流和交通的“科技化加速”,通过有意地与传统和习俗断绝而导致的“社会变革加速”,以及通过不可阻挡的“生活速度”不断加快,我们使得构成我们周围环境和所生活的世界的空间、事物和人的变化间隔越来越短。社会的加速使我们“被置入世界之中”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它使我们与空间、与物(即与客观世界)、与人(即与社会的世界)以及因此与我们自身(即与主观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如此看来,特别是的德文中的“故乡”这个概念,确实只是在世界经验迸发活力后才产生的,它表达的是由加速引发的对异化的恐惧,体现了让我们的世界关系回归“静态”的愿望。只要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世界关系所呈现的无可置疑的现状,那么对现代人来说,故乡就是遥不可及的,但故乡只有对他而言有意义和价值。所以说,这是一个彻底矛盾的观念。

     但无论如何,考察一下在对故乡的期望和对异化的恐惧所蕴含着的对我们的世界体验和世界关系的担忧,是值得的。在新时期的加速过程中,“被置入世界之中的存在”,其方式如何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的人,只要还在某种预先规定的、被认为是普遍程序一部分的社会形式中生活,那么他就在一种“存在的大秩序”中,至少是在人们熟知的给定的社会秩序中,占据着某种先验的、也就是说某种与生俱来的固定位置。进入现代,这一主体与空间、物和人紧绑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联系瓦解了。“在世界中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成为了现代(市民阶层)主体的基本任务。所谓自己的位置被定义成“正常生活”,一份职业,一个自己的家庭,一个固定住所以及自身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是获得它的必备条件。现代人的这一任务对世界经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现代的世界关系既可以看做是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固有结构消解所带来的故乡的失落,但又可被看成是找到正确的“回应”的位置的机会。对于积极的基本经验来说,至关重要的在于,世界本身被感知为持续稳固的。

  正如德国的教育和成长小说描述的理想范式一样,现代的世界立场最终以“后验”地(这里是“事后”的意思)想象某种稳固的身份为目标:青春期自我定义的危机实际上可以解释为“异化危机”,经过这一危机,新的稳固的故乡形成了,职业、家庭、住所、宗教和政治态度被看做持久而坚固的东西支撑着它。与空间、物和人的关联经由主体自我选择而持久稳定,这样的选择因有“回应”而“正确”,选择的场域与我们的本质相符,是现代性的理想模型。这种形式的“被置入到世界中的存在”在不断进行的变化、扩展和发展的表象下保持着活力。我们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改善自身在这个新故乡之中的位置;我们在宗教和政治上发展自己;我们拓展和美化自己的住所,生儿育女,耕耘家庭。陌生和崭新的事物在现代性推进的过程中的出现无可避免,不过这时也可以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新的经验由于视域的开拓可以在稳固的身份基础上得以消化,可以被主体私密化地“吸收”。这一过程常常因为必备条件不足或者找不到新的故乡而无法成功,但这并不影响上述世界关系的规范理想的形成。

  但是,自1989年数字和政治革命发生以来,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无法抑止的后现代时期的加速:因为社会的世界不再以代际速度发生变化,那种速度曾允许每一代人可以找到属于自己但也是稳定的“故乡”,而现在则加速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一代人之中就需要发生转变。而这种速度使通常经验下稳定的故乡观念越发难以感受得到。 居住地、职位、不同阶段的生活伴侣、宗教和政治信念、以及非生活必需的事物如报纸、医疗保险以及电话公司等等,所有这些不再是在我们一生中固定的东西,它们和我们关系变得偶然,有效期不确定,但一定有限。因此,所有的“地点说明”必须和其所附带的时间坐标一起理解。比如我“现在”生活在慕尼黑(但我总想着搬到柏林去),“这两年”我的工作是平面设计师(但我向往到广告业去工作),“上次”选举我选了左翼(不过这不说明下一次选举我会选什么),我刚刚换了电力供应公司和医疗保险等等诸如此类。

  所有世界关系的“时间化”给我们“被置入世界中的存在”的方式带来了本质变化。确切地说,后现代时期我们寻找的不再是新的故乡,没有故乡在极端意义上成为了我们的宿命。社会学家许格穆恩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 将此看作游牧人的回归和“复仇”。“传统现代性”时期的流动人群被看做无家可归者而饱受歧视,现在则情况相反,处于不利状况的是那些固守于固定居住地意义上的故乡的人群。没有做好准备进行迁徙的人被看做“姿态上有问题”,不再具有竞争力。不停地旅行成为全球化精英的标志,这个“飞行阶层”由政客、艺术家、运动员、职业经理人和科学研究者构成。他们是全球化的赢家,寸步不移者则是游戏的输家。事实上所有酒店经理人一致认为,那些早上或者晚上打电话到前台询问自己是在哪个城市的客人数量近年来明显增加。在这样一个全球空间中,自我定位的困难呈现为多种形式:实际上人们可以在不感到周围所接触的事物、人群以及空间表面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 在大陆之间穿越旅行。酒店、披萨店、机场、银行以及大连锁店的分店在哪都是一样的,提供的服务和商品也没有不同;装着空调的空间内,扬声器播放的流行歌曲也只是稍有变化而已,更不用说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接通互联网和电话。所有这些让远和近(即故乡的与异域的)在今天不再作为空间概念存在。互联网、视频和电话交流的联系人,他们虽常在远方,却比我们物理空间中的近邻都来得更近。熟悉和距离不再构成互指关系。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被置入到世界中的存在”方式的改变不仅是极端的“时间化”,更是一种我们存在的“去空间化”。故乡的体验因此较少与一个地理上的空间,而更多与一个固定的、全球化可复制的环境相关联。

   “无论走在哪里,躺下的地方就是家。”摇滚乐队Metallica的一首歌唱道 。但是“家”在这里是什么?它的含义肯定不是那种主体和世界的共生关系,而是在早先时代的世界关系里更为突出,我们可以用“适应”这个概念来描述它。无论从大事还是小事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过渡。在一个地方住过很长时间的人,对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个角落和房子都熟悉无比;他对它们的掌故如数家珍,自身的记忆连接于此;他知道这些事物四季的变化,熟悉它们的味道、声响和触觉。而搬过五六次家之后,这些特质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不断变换生活所在地的人,无不与所在地很快形成了一种纯利用关系,仅对周围的街道和房子在功能上的意义感兴趣。在一个地方住,需要知道面包房在哪,银行、电影院还有洗衣店又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与这些事物之间既没有可分享的记忆,也没有共同经历的故事。正因如此,法国哲学家奥热(Marc Augé) 将此看做从地点向“非地点”的不断转化。前者通过那种共享的记忆和生动的关系,即作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得到标识;后者对我们来说只有工具上的意义,它们是可以交换的。这一转化过程也牵涉到了我们住所中摆设的家具、出行用的小汽车和每日衣装,交换的循环过程越来越短,修理越来越不值得,我们处理的对象不再是物本身,以前会使我们自身逐渐适应它们,以致它们的那些小毛病和特点使其变得对我们来说不可替换,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们不会再去修理桌子,不会自己动手修汽车,不再补袜子,收录机稍有点小毛病就扔掉不要。这些物品对我们来说最终都是陌生的。我们一再地体验到这种关系的贬值。对于我们用过的第一部手机,我们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从颜色、声音甚至到气味,每一项功能和所有缺陷我们无不知晓,我们幻想过可以一直拥有它。也许到了今天我们都记得什么时候、在哪买下了它。后来我们拥有了第四部手机。这部手机要是不出声,我们甚至哼不出它的旋律,它的一半功能我们都不了解,比起它的前身那第一部手机来说,我们对它知道的少之又少。对我们来说,这只是部不熟悉的手机,一直很陌生,面对它我们甚至会觉得良心有愧,因为我们从没有花点时间去“适应”它。花点时间又不值得,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拥有一部新手机,我们正悄悄地等着换掉现在这一部。

  同样的经验在电脑上早就有过,甚至我们在电脑上使用的工作工具也在类似的过程中变得陌生。DOS系统上的第一个Word程序我曾经用得很好。学过不久,我很得意能掌握它的功能,能运用各种技巧和花样解决那些甚至不常见的问题。我熟练掌握了这个程序,因此坚持用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电脑上的Word版本要比当初那个聪明的多。但现在要让我用些不常见的操作我就不会了,因为很少花时间去熟悉现在这个程序,我不再对操控这个程序有自豪感,我怀疑自己,也怀疑这个程序。

  还有,看看我现在的投资状况、医疗保险合同、用电费、网络费和电话费,我对自己的不信任与对它们的不信任一样多:我从没有真正细究过这些东西,能肯定的是我所拥有的绝不是最好的价格方案,甚至可能被狠狠地宰了一笔。这都是因为我从没有找到时间把这些东西系统地过一遍。不过这些东西也没在我的生活中停留太久,因为一年后我的所有条件都变了,费用组合和供应商也变了。我相对这些条件是异化的,它们不再是都毫无疑问,而是特别值得怀疑。 

  那么人呢?社会心理学家肯尼特•格根 (Kenneth Gergen)在他的著作《吃撑的自我》中描述到,与前人相比,现在的我们在生活中建立关系的人要多得多,但继而被我们丢失关系的人也同样多。不只是关系的“数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极大地增加了,关系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与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形成方式愈来愈像,你遇到某些人,和他们一起喝上一杯,再一起做点什么,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下来(生活中的偶然决定了时间的长度),大家互相有了温暖感,之后又在没有告别的情况下消失在彼此的视野中。生活的轨迹相互交叉,我们不知哪个时候又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者网络中相遇,关系由此再次得到建立和“更新”,虽然可能仅仅是“暂时”。维持并有计划地发展这样的关系网是一种卓绝而重要的艺术,也许这种能力体现了现代晚期成功的生活模式与失败的、困窘的生活模式的区别。尽管这些人际网络的节点仍然是彼此陌生的,既不互相在对方的身份中改变什么,也不共同分享生活之路。没有什么事比某位同行急切地向我们讲述他的生活经历更让人觉得厌烦。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后现代时期,高速的社会生活导致异化的趋势,空间、事物、地域,人和各种关系,无不面临这种被疏离的情境。隐埋的危险恰是,世界会变得冷漠、僵硬、千篇一律而徒有其表,我们眼前的它将越来越像“无垠的荒寒大漠”,没有什么东西还能凝聚为那种具有身份意义的故乡。“无所谓”是这种“被置入世界之中的存在”形式的症结所在,世界本向我们提供了无数可能,但在上述的世界形式中,这些可能性对我们来说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无法再对重要性做出判断。要防止这些,我们只有维系一种“给定”的世界关系,将自己牢牢系缚于此。这一形态的世界关系可以呈现为职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继续做音乐家”)、伴侣(“无论命运带我走到哪里,我们都要在一起”)或者是地域(“只要能在柏林生活,我做好了干任何事的准备”)、宗教(“没人可以剥夺我的信仰”),甚或是业余爱好(“无论在哪里,只要能看到星星,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哪怕是某种固执的仪式(“无论到了哪,晚上我都会点上一支蜡烛,边听舒伯特边读诗”)。 

  这种固定性不仅让我们可以对行为选择做出意义判断,而且在一种积极的“故乡”意义上让世界为我们歌唱起来。这确实可以对令社会学家迷惑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在当下的回归提供另一种解释。如果这一观点时正确的,即在推动全球化世界的动力基础上,社会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持久的故乡,那么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变成后现代的“弄潮儿”,没有故乡和目标也能幸福地生活;或者在超验中,即在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中去找寻某种超越时间的停顿支点,尽管这在加速时代仍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也许全球化的弄潮儿们也有自己的故乡,因为故乡也意味着对于情境的再认识,所以有些人在汉莎航空的休息室或者德国的ICE火车上感受到“在家”的感觉,这也不值得奇怪。一而再的旅行有着其固定方式,悖论的是这样的“在路上”本身也能变成一种可靠的“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变成一种故乡。然而,这个意义上的“在路上”包含着重要的来源地和主要目的地概念的结合,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这一点,没有故乡就将真的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