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何处是故乡 故乡明月:中国电影的乡土情怀

由张扬执导,赵本山出演的电影《落叶归根》剧照
由张扬执导,赵本山出演的电影《落叶归根》剧照 | © Fortissimo Films

从满怀乡愁的诗情回忆,到朝圣一般的寻根神话,再到喧嚣苦涩的小城故事,“故乡”在中国电影中被赋予越来越复杂的文化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的故乡情结。游子远行,最终仍要叶落归根,同乡之情,往往亲如骨肉兄弟,这也是“同乡会”在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的文化根源。电影作为展现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对于中国人的故乡情感多有细腻的表述,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快速变迁,中国电影导演也不断调整着银幕之上的乡土景象,从满怀乡愁的诗情回忆,到朝圣一般的寻根神话,再到喧嚣苦涩的小城故事,“故乡”被赋予了越来越复杂的文化意义。

80年代:从诗情怀旧到狂飙突进

  1980年代早期,一度因“文革”丧失了创作权力的中国电影导演们力图通过平和、优美的影像叙事,重建因政治乱局和文化浩劫遭到彻底破坏的传统价值体系,由吴贻弓执导的《城南旧事》即是这一时期以故乡为主题的电影作品。该片改编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自传体小说,讲述1920年代出生于北京的小女孩英子在城南胡同中度过的童年时光。《城南旧事》(1982年)虽然有些悲伤的色彩,更多的却是对故乡北京的深情眷恋。一度在“红色电影”的浪潮中销声匿迹的老北京风情,也在这部充满怀旧气息的影片中得以再现。

  随着“第五代”导演在19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中国电影人一改往昔谨小慎微的叙事传统,开始用浓墨重彩描摹乡村生活的狂放景象。无论是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1984年),还是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1987年),都以一种寓言式的创作方法,将野性的气质赋予生活在广袤乡土上的农民——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正是中国式“故乡”的代言人。“第五代”导演们运用华丽的视觉语言,如黄土高原上气势磅礴的腰鼓队、火红高粱地里欢腾的迎亲队伍,试图建构中国文化主体的“影像图腾”。影片中的故乡超越了个体的经验,上升为一种民族意义上的“文化家园”,而秧歌、腰鼓、狂野的酒歌与高粱地里的原始情欲……这些色彩浓烈的视觉奇观成为“第五代”电影导演诠释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逐渐演化为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

第六代导演:“故乡”的现实、压抑与失落

  “第五代”电影的狂飙突进运动为“故乡”的意象涂抹了一层神话的油彩,但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与经济转型却将这层油彩无情地剥落。在1989年之后从事电影创作的中国导演们不再迷恋于传奇性的宏大叙事,而是将个体生命的真实命运放置于电影艺术的祭坛之上。这些被称作“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者们开始自觉地用影像表达他们的人生经验与社会态度,“故乡”也因此从神话里的浪漫田园跌落为现实生活中的饮食男女。如章明导演摄制的《巫山云雨》(1996),即是以他的故乡四川巫山县为影片的拍摄场景,在这部充溢着苦闷情绪的电影当中,即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巫山县城如同一具丧失了生命力的尸体,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即便是男女之间的情感,也没有“第五代”电影中澎湃放肆的野性,而是压抑在逼仄的空间与生存的欲望里。

  曾经以演员身份活跃于1980-1990年代中国影坛的姜文,在1994年执导了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北京成为又一部影片中的梦幻家园。与《城南旧事》中恍如隔世的老北京风物相比,姜文影像中的北京城挥洒着青春期的荷尔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一群生活在军队大院里的孩子沉醉于合伙打架、溜门撬锁、结交女生的青春萌动之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代表着姜文等成长于1970年代一批北京少年的家园记忆。作为“故乡”的北京几乎是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随着经济转型和数以千万的移民涌入这座城市,北京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梦想成真”的奋斗终点,无人再把“乡愁”寄托在她的身上。

  正是因为漂流在北京、上海等大都会的异乡人越来越多,对于故乡的记忆更成为新生代电影作者们的创作主题。从山西小城汾阳启程,在北京展开职业生涯的导演贾樟柯在1997至2002年间拍摄的《小武》、《站台》和《任逍遥》,被中国的电影媒体称之为“故乡三部曲”,代表着中国电影作者对于“故乡”主题的当代视角。在这三部影片当中,中国中原地区的县城生活构成了最主要的叙事平台,《小武》的主人公是混迹于汾阳县城里以偷窃为生的青年人,在城市变迁的浪潮中不知所措;《站台》讲述了1980年代汾阳县文工团几个年轻演员之间的情感纠葛,回溯一个在外来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下逐渐崩塌的旧时代;《任逍遥》则是以山西的“煤城”大同为背景,让几个以飙车为乐的小城青年冲进了抢劫银行的恢恢法网。“故乡三部曲”从时序上呈现出“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中国内地青年人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心中,“故乡”不再是甜美乡愁的化身,而是一种不得不离弃的伤心之地,它如同一片贫瘠的文化沙漠,缺乏勇于奋斗的目标与值得寄托的情感。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显现出来的精神危机。

  遥相呼应于贾樟柯对山西故乡的伤感回忆,中国纪录片导演王兵在其作品《铁西区》(2003)里对于东北老工业区的荒废历程进行了真实的记录。曾经象征着中国重工业成就的沈阳铁西区的一座座工厂,在纪录片作者的凝视中逐渐成为被遗弃的废墟。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安地迎接着未知的命运,困惑于故乡盛极而衰的悲剧宿命。另一部由李一帆和鄢雨合作拍摄的纪录片《湮没》(2005)再度将目光投向一座即将被三峡水库吞噬的四川小城——奉节。这部纪录片忠实地记录了奉节县城在沉入水底之前,当地人不得不迁离故土的悲剧性故事。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正是在三峡大坝的修建过程中背井离乡,踏上不归的旅程,永别了在地图上被悄然抹去的故乡。

故乡电影的没落还是故乡文化的没落?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加速,主流影院中越来越充斥着魔幻、武侠、时尚情感类娱乐大片,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电影作品日渐寥落,探讨故乡主题的影片更趋边缘。2007年由张扬导演执导的《落叶归根》是一个罕有的例外,这部影片以中国农民死后归葬祖坟的价值观念为线索,讲述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农村男子不远千里,将工友的尸体运回故乡的故事。虽然背尸上路的情节有些惊世骇俗,但《落叶归根》却成功地诠释了中国人对于故乡“生离死还”的传统心理,是电影作者向渐行渐远的中国乡土文化的一次致敬。

  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类似,中国两岸分裂的政治格局也为电影的故乡主题提供了素材。大陆导演王全安执导的影片《团圆》(2010)即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这部曾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的作品,讲述一名生活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晚年之际返回故乡上海,寻找到自己离散半个多世纪的妻子,希望与她破镜重圆。最终,老兵带走的只是故乡的记忆,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情感与梦想永远是脆弱的沙堡,乡愁也永远只是一张不得不挥别的船票。

  对于越来越多远离家园、寻求幸福彼岸的中国人来说,故乡意味着一个逐渐模糊的记忆符号:他们不再续写家谱、不再归葬于故土的祖坟、不再祭扫家族的宗祠、也不再期待着子孙们牢记并无实际意义的祖先“籍贯”。与对家乡的思念相比,他们更向往成为大城市的定居者与新生活的拥有者。遥远的故乡也许只会在电影银幕上或者午夜梦回时,带给他们一声幽然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