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欲望 陶东风访谈: 消费文化与对欲望的操纵

陶东风
陶东风 | 摄影:Ralph Obermauer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接受中德文化网采访,谈政治如何通过对媒体以及消费文化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于人们欲望的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接受中德文化网采访,谈政治如何通过对媒体以及消费文化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于人们欲望的影响。

问:现在谈到人的欲望,很快就会想到消费社会这个主题以及对商品经济、媒体、广告和流行文化的观察。对人的欲望的操纵似乎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对欲望的操纵,寻求欲望的渠道、刺激欲望的产生和使用欲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您认为在中国新近出现的消费文化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答:对于人的自然的、生物性的“需求”和文化塑造的“欲望”,我们必须做一个区分。需求是自然的,是维持人作为生物存在所必需的;但欲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而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等塑造的结果,而在当今社会,它更是受到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强烈操控。当然,我们不能将欲望与自然需求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它们之间仍有关联,不过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消费文化兴起之前,人的基本需求和欲望的差距并不大,这种物质需求是非常基本的,是生存的必需品,很容易得到满足。比如,六、七十年代时的中国,家里有自行车、缝纫机就显得很不一般,罕见。但是现在人们的欲望则指向了奢侈品,比如别墅和宝马汽车。当然这也是文化变化的一个结果。

问:与需求不同,欲望从根本上经过了文化的塑造,甚至可以说是在本质上被操纵了。我们在批判这种操纵时要遵循哪些原则?在批判理论中曾提出过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问题,现在谈到这种划分时人们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答:对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划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在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就有学者争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划分标准是否能够成立。可是要分析中国的情况,光有这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如果观察中国消费社会的种种现象,不应该仅局限于分析媒体和广告等现象,而必须要考虑到政治背景,例如政治体制对于媒体工业的控制。西方国家的消费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对于文化产业的操纵基本发生在一个民主和市场的体制之内。大众也有权选择消费文化之外的其它兴趣爱好。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和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渠道,他们对消费文化的兴趣更带有被动和被操控、被引导的性质。从网络上大量网民的政治热情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对于物质消费未必有很大的兴趣。大众对政治和公共事物也很感兴趣,但问题在于没有办法参与。与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政治冷漠、沉浸在消费中表面上类似,但是深层原因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基本的国情。

问:可是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很多的相似性。例如在催生和加剧欲望及热情的技术手段上,在文化产业的相关领域,广告、肥皂剧、电视节目、明星文化、市场营销等方面。当然体制上有差异,但是在西方社会,民主的烦恼和政治冷漠十分明显。人们也谈到了后民主时代的状况。可是在去政治化的、商业化的和媒体主宰的社会方面,双方还是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不是吗?

答:并不否认这种相似性。很多人也对这种相似性进行了分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后毛泽东时代。源自西方的消费文化遇到的是一个后极权(后期极权而不是极权之后)时代的政治体制。如果能够关注到消费文化所处的环境,就会明确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例如中国的文化市场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显然比西方国家严重,所有的演出和出版行业,受管制的程度是西方无法相比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在运作。

问: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对欲望进行文化塑造的哪种方式值得我们去批判,也就是说,就消费文化如何发挥负面效应来说,政治背景是关键性的。如果有表达的自由、文化和消费市场的自由和媒体的独立,这种自上而下发生的、对欲望的专制操纵就会受到阻碍。人们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获得对于愿望的自治权。

答:是的。消费文化在极权社会、后极权社会和非极权社会中具有很不相同的功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人的欲望都受到严格的控制,连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时倡导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理想。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张扬欲望就成了一种挑衅极权的表达方式,一种叛逆和政治抵抗。当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唱一样的歌,跳一样的舞,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或唱着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实际上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王小波的著名小说《黄金时代》里面的主人公通过与女主人公不停地做爱来对抗“毛时代”倡导的禁欲式生活方式。

  在现在的后极权时代,政府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对于物质消费,比如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不再控制。当然他们的底线也很明确: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对媒体的控制一如既往,也是为了保持一党执政的体制和旧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目标设置下,政府鼓励消费主义和富裕生活,让老百姓物质上得到满足,从而获得政治上的稳定。在非极权社会,对于政治自由、选举权、集会和结社自由的诉求已经不再是问题。它早就实现了,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再去抗争了。政府也没有必要再像中国一样对人的欲望去进行操控——不是消灭它,而是让它非政治化。另外,我认为我们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的批评有些过头。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除了纽约、拉斯维加斯等城市之外,很少看到过热的消费文化。人们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也十分看重自己的家庭和传统。我们不能只是盯着拉斯维加斯或者纽约来认识美国或西方。

问:在中国对于消费主义的批评似乎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本国对于奢侈品消费的批评。根植于儒家、道家或者佛教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吗?

答:中国确实有这样的批判,可是总的来说,这种批判的声音在学术界比较普遍,对大众文化、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微弱。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的批评文章在重复西方已有的批判理论,很少深入分析中国本土的特殊语境。所以这种批判显得大而无当,很抽象。这些批判对于大众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儒家的确不强调消费,更不要说奢侈消费;道家、墨家则完全反对。但是我很怀疑这种精英的文化传统到底多大程度上支配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国有另外一个传统:炫富,喜欢相互攀比,爱面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个宰相叫石崇,当着客人的面砸碎了十分珍贵的珊瑚,为的就是炫耀自己有钱。在江南和很多农村地区,这种表现还是非常普遍的。这种传统其实很容易和现代的消费文化对接。现代人也爱炫富,炫耀自己穿的是名牌衣服,开的汽车是宝马或者奔驰。要是谁开了一辆桑塔纳,就觉得没有面子。从今天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来看,我觉得中国文化中缺乏抵制消费主义的力量(比如西方的新教或者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化)。而且,儒教和道教即使在古代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对奢侈品的强烈渴望。将奢侈品与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联系起来比很多西方国家还要严重。

问:关于商品的消费其实也是在针对其他人,对于商品的欲望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得到他人的认可的欲望、一种对于被他人所追求、羡慕的欲望。在西方,购买标志着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商品早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现象了。可是很多西方的观察家看到中国现在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在这种产品的消费方面是毫无节制的。

答: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中国的所谓“中产”与其说是一个阶级,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情调,青睐这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情调的,基本上是年轻的一代人,我们把他们称为“80后”一代。所以,在对“中产阶级”进行定义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收入和职业,而更多的是文化因素。经济收入上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不一定会有这种“小资”情调。这个新的中产阶级中很多人都通过消费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认同。同时,这一代人有很强的去政治化的特征。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当代历史,反右、大跃进、文革,他们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和德国不大一样吧?德国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反思,人们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反思,年轻人也都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国的年轻人被体制性地剥夺了集体记忆。在博物馆或教科书里几乎没有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时代的展览或文字。中小学教育体系内更是绝口不提。这也加强了这代人去政治化的趋势。另外,这一代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很多人被宠坏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缺乏对他人的关心,对社团和社会活动不感兴趣。而在职业上他们又往往依附于这种集权政治体制,在政府领导部门或者国企工作。谈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消费行为时,必须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德文化网的采访!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并任《文化研究》丛刊主编,专著包括《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等,在关于中国当代消费文化方面也曾发表过多篇颇具影响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