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资本论 时间的节约

钟表齿轮
钟表齿轮 | © www.colourbox.com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生活在劳动社会中。当马克思被作为工人运动理论创始者纪念时,人们经常忽略了他是以自由支配生命中的时间为出发点的。

  人作为有限的生物受控于时间,而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这种事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凡事都有定期”(《圣经》传导书3章),比如年龄的周期和季节的更迭,实际还有每一过程、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会逐渐消耗掉“时间”这个有限的稀缺资源。我们只能在还“有”时间的情况下,做上述这些事情,包括什么都不做也要“有”时间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被限制在供我们使用的时间范围之内。做一件事,可能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其它的事。因此劳动和不劳动都需要有时间。即使劳动优先,也至少需要给予不劳动足够的时间来为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恢复创造条件。如果说劳动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社会和个人赢得可供支配的空闲时间,那么反之,不劳动至少也应该成为劳动的部分先决条件。

  对于相对于不劳动而言的劳动,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差别相当大的评价。欧洲古典时期以不劳动为出发点,对劳动更多地持负面态度,而随着近代资市民社会的发展,对两者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反转:相对于劳动而言,不劳动则受到了贬斥。卡尔•马克思在论述时间的节约(他的这一论题并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显然试图重新评判价值,为劳动(必然王国)和不劳动(自由王国)确立一种新的关系。

自由王国——对劳动的祭礼

  “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他一生都坚持这一观点。马克思认为,依照所能使用的总体社会劳动时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然性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法则”。时间的节约终归是要让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与全社会所能使用的劳动时间保持比例关系,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对物质产品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对自由时间的需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928、929页,人民出版社)

  传统的工人运动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劳动和劳动生产率的尊崇(这种尊崇源于资产阶级)方面从来没有提出过怎样寻求劳动社会的出路这个问题。简言之,需要被归结为狭隘意义上的物质需要,对自由时间的需要并没有加以适当的考虑。在此过程中,我们有时必然会痛苦地认识到,仅仅固执于提高物质生产会给活劳动和自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持续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会不断地将越来越多劳动力抛入闲置状态,而这些劳动力在长时间内无法再在市场上找到新的工作岗位,至少找到能够保持他们生活水平的工作岗位——这在工业国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持续提高生产效率意味着必须消耗更多的能量和资源,以维持利润率。劳动的闲置和对大自然的破坏正齐头并进。

时间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间的节约因而以一种对抗的方式来实现。可供社会使用的劳动时间按利润最大化进行分配,其结果是一部分劳动力长时间被排除在劳动之外,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则因为合理化带来的劳动强度而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压力。一位医学家就此曾指出,在仍处在适合劳动年龄的患者中,有一半是因为没有工作而患病,另一半则是因为工作太多而患病。而这种结果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保障无业人群的生存需要开支以及对因失业或工作过劳而产生的疾病的治疗费用,这些社会成本的绝大部分最终分摊到了还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那群人身上。那些想要通过重新分配劳动时间,即通过改变时间的节约来改善现状的尝试,通常都遭到排斥。

  对时间节约的改变实际上极不利于让时间从属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马克思把工作日的普遍缩短看作建设“自由王国”的第一块基石是有其意义的。要寻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替代形式,就必须实实在在地“空出”时间,也就是说,让时间的节约逐渐适应于社会利益的管理需求。其前提是:不再狂热追求劳动和劳动生产率,而要从不劳动的角度,即从潜在的“自由王国”的角度出发重新评价劳动和生产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定义什么是社会需求。

什么才是好的生活?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他自己写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一直被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所忽视——中,针对一再宣扬的“工作权”(直至今天仍被追求)提出了“懒惰权”的概念(见保尔•拉法格《懒惰权》)。他在这里没有对劳动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从现有的不劳动出发对劳动进行评价。拉法格提醒到,对劳动的推崇是在手工工场以及工厂制度中通过对劳动的强制纪律化才实现的。对劳动的这种社会形式的批判——它无损于劳动一向具有的必要性——也是对劳动作为原则进行的质疑。

  马克思也谈到要限制劳动。需要克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的特定社会形式,即雇佣劳动,以便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同劳动本身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协调一致,从而使社会个体避免不必要的辛苦和依附。马克思虽然把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视作劳动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但也仅限于对“时间的节约”。解放劳动的条件是:劳动不再被视作价值的源泉,而是物质财富的中介。如此对劳动时间的评价可能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劳动时间不再是经济价值的实体,而是生产消费品的附带条件——通过对生产的调节可以使其最小化。马克思有关时间节约的理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于社会的个体来说,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生活?这个问题一直是随处可以遇到的对社会的批判。

  安德烈亚斯•阿恩特,生于1949年,柏林洪堡大学哲学教授。其研究范围主要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黑格尔,并任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著有《卡尔•马克思,试论其理论联系》(波鸿,198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