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文化记忆 王刚:“我不想以残忍来吸引人”

王刚
王刚 | 版权:王刚

历时8年,王刚想写一本与他的父辈作家不一样的作品对文革进行反思。

  作家王刚出生于新疆,文革期间,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2004年,王刚历时8年时间完成的《英格力士》一书出版。书中他以一个对英语情有独钟的少年的视角记录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用王刚自己的话说,他想写一本与父辈作家不同的反思文革的书。除了写作,王刚还从事电影编剧工作,《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都是他的作品。他本人还有十几年的从商经历,他的最新文学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描写中国地产商的《福布斯咒语》。现在,他正在写这本书的下半部。2009年10月,王刚接受澳大利亚记者Samantha Kierath的采访谈《英格力士》和他自己的文革记忆。《英格力士》的英文版2009年出版,现正在被翻译成德语。

  008年,《英格力士》入选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入选的理由是:

  “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少男少女们遇上了象殉教士一样的英语老师,他的仁慈及优雅感染了那个叫刘爱的十几岁的男孩儿,使他对英格力士(English)情有独衷……他们共同经历了曲折而令人心酸的人生。《英格力士》展示了特殊时代隐藏在单一外表下的情爱真相、复杂心灵和动人故事。在少年敏锐、躁动而又无所顾及的目光中,历史与人生的长卷慢慢铺开。王刚的这部小说集深厚的艺术性和生动故事性与一身,即好读、又耐读。”

问:《英格力士》这本书的故事从何而来?是您蓄积酝酿了很久的东西吗?

王刚:这本书里的很多东西都很真实,因为我当年的英语老师就叫王亚军,英文版应该管王亚军叫“Second Prize (Wang)”。他是很真实的。

  实际上我从1996年就开始写这部书,但好像一直缺少一种力量促使我把它写得更快一些。1999年的一天,我回到我的故乡乌鲁木齐,在大街上碰到我一个中学同学,他对我说,你知不知道王老师死了。我当时很受震动,我觉得好像应该把这本书尽快写完。那是一个冬天,我回到了当年的校园里。乌鲁木齐冬天的雪很干净,特别是在我的那个校园里,那里有很多老树,当阳光灿烂的时候,楼顶上的雪有时会化,会有很多冰柱结在屋檐上,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1999年,我已经快39岁了。我走在校园里,特别希望能见到我当年的老师,在我的想象中,他们还像当年那样年轻。可是我发现,走在校园里,我自己都像个老人了,因为朝我走来的每个老师都比我年轻。当时,过去的画面和故事像雪花一样朝我纷涌而来。

  当然,我们要写一部书,靠的不能仅仅是回忆,还要有自己的思考。比如说,关于中国人彼此互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我之所以说中国人是彼此互相残杀,而不是说坏人杀好人,是我表达了我对这样一场灾难的一种与过去的老作家不同的看法。


问:您能详细解释一下您与以前作家的不同之处吗?

王刚:以前的作家普遍认为,文化革命只是一场坏人整好人的运动。坏人很坏,好人很好。好人在受难,坏人在整人。但是我感觉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很难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发现很多回忆文革的老人自己是受难者,他们说了很多别人伤害他们的事情,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我发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他们光说自己的委屈,而从来不忏悔。就好像在这场运动中,仅仅是别人伤害了他们,他们只是一个受难者,比如说巴金、老舍、曹禺、丁玲。

      他们在文革中一方面是受难者,同时他们的内心一点也不干净。在以后他们所写的回忆录和文章里,他们自己的反思和忏悔非常有限。他们每个人都是罪犯,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承认,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跟德国人的差别很大。因此我试图写一本与我的父辈作家完全不同的书。

问:这部作品写的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时代的事,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从感情上说,您写这部作品是否有难度?

王刚:其实我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当我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非常残忍残酷的事情会涌到脑子里。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女中学老师被当时中学里的孩子打死,扔在我们家楼下厕所旁边的垃圾堆里,他们不让她丈夫去收她的尸体。十几天的时间,尸体就在那儿发臭了。比如说,我天天看见在我家楼下,那些上了高中的孩子,也就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用大棒子把抓来的另外学校的孩子脑袋打烂,直到脑浆打出来。比如说,我看见我所在的那个大院的大人们把沥青在一个大锅里边烧的滚开,然后把他们抓来的人扔到那个锅里。这种事情我每天都会看到。但是我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决定不写这些事,因为我不想给人造成一种要以残忍来吸引人的印象。事实上,我的父辈作家们写这样的残忍已经写得很多了,无论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还是他们编造的。而我发现,那些充分地展示了残忍的作品并没有深深打动我。因为仅仅是残忍,也不能说明它是真实的。我之所以想跟他们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们只有残忍,而没有别的。由于罪恶都是别人的,所以残忍也就变得毫无力量。可是我不写残忍,又写什么呢?这是我当时所面临的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好在,在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里,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

问:这本书在您家乡有什么反响?

王刚:有一个在新疆最大的医院工作的医生,他也是40多岁,当他的父亲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时候,他一开始并没有认真去看。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一夜未睡,把这本书看完了。然后他买了28本,分别送给他的朋友。在新疆看这本书的人非常非常多。在我的母校八一中学,很多很多人都在传阅这本书。这本书里边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叫“山字楼”被拆了,学校领导因为看了这本书,专门在被拆了的“山字楼”后立了一块石碑,上写“山字楼”,以示纪念。

问:他们没有把它与您的这部作品联系起来,或者把这座楼的设计者、您的父亲的名字写上去吗?

王刚:他们仅仅是因为看了这本书后,意识到不应该拆这个楼,觉得拆了太可惜,于是他们与我一块儿忏悔。我写了一本书,他们立了一块碑。

问:您能讲讲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对您的文学经历影响最大吗?

王刚:中国有个作家叫刘心武,他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发表在1977年的《人民文学》上,叫《我的班主任》。当时,我的中学班主任把《我的班主任》推荐给我看。我当时看了这篇小说很受震动。以后他的很多小说我都看过,对我有启蒙作用。我的很多中国同行总是把自己的好老师说成是外国人,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我的好老师还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