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号里的译者——对翻译工作的几点思考

顾彬
顾彬 | 顾彬(Wolfgang Kubin),摄影:Mona Sun

顾彬(Wolfgang Kubin)曾经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而引起轩然大波。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在此他深入探讨了自己对翻译工作的一些看法。

 

     本文原为顾彬教授于2009年4月在美国达拉斯出席翻译会议时的讲话,中文译自有略有删减的德文版。

      今天我想谈谈我对文本翻译的一些看法,并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的翻译经验。在我最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尽管翻译的作品很多,但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翻译者看待。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我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

      首先,我很厌恶翻译某些人的作品,这些人并不知道我对文本做了多少投入,而这些文本在我看来有时非常成问题。我自己也写诗、短篇小说和随笔,所以经常会在翻译中尝试改进那些我认为不够好的作品。这并不是因为我同情那些作家,而是我担心被人指责为不好的译者。写得不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粗劣的德语,作品质量差的责任却不会归咎到原作者的身上。

      其次,翻译工作很少被承认为是一项独立的职业。对于成功的翻译来说,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前提:译者必须出色地掌握自己的母语,并且对语言、文学和历史等领域有深入的认识。比如,想翻译北岛(生于1949年)的诗,不了解他诗歌中的西班牙背景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杨炼(生于1955年):没有理清他作品中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翻译出来的只能是写成外语的天书,无人能解。

      在我将自己真正看作一个充满热情的翻译者之前,我一定要被他人认可我是一个翻译者,这里我说的他人主要是指把翻译视为文化交流重要手段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但我为何渴望受到这些不懂中文的人的承认呢?我是个充满疑虑的人。从事语言工作的人都知道,语言本身没有终点。一切都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言说,但如何说才是正确的?我翻译出版了两卷杨炼的诗集后,最近又准备翻译第三个集子。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请我编译一个选集,既含纳杨炼以前写的诗,也有新作品。我把他所有以前的诗又都重新翻译了一遍。原因何在?当我重读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译作时,我越来越对自己——并且也对杨炼——感到不满意。我既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他。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译者?颇受德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赞扬的杨炼真的是这样一位出色的诗人吗?基于这种疑惑,我有时会需要他人给我认可,就好像他们可以注意到我内心的这种不安和躁动似的。

一、经常发生的误解

      一些颇具声名的译者也会误解自己的工作。安东•契诃夫(Anton Tschechow,1860-1904)作品的德语译者彼特•乌尔班(Peter Urban)曾说,他的翻译中没有一行话是自己的。这是为什么?是契诃夫写出了完美无暇的德语,还是死后的他变成了代笔者,为自己作品的翻译凭添助力?都不是,德文译本的每个词当然都是译者而非作家努力的结果。乌尔班的翻译必然也是阐释,即使他自己不这么看。不带阐释的翻译根本不可能。

      极富盛名和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强调,要“忠于原文”地翻译中国作品。他完全照搬中文的句子结构和标点断句了吗?当然没有!这么做会破坏他流畅的行文风格。或者他是在广义上做到了“忠于原文”?翻译文本中的每一个词,再把所有句子完整地用他出色的英语表达出来?也不是这样。他并不笃信老一套的逐词翻译文本的观念。我们两人追求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富有表现力的翻译,就像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很久以呼吁的那样:“创新”才是我们的信条。因此可以说葛浩文再创了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尽管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点。

      在《China Daily》2008年3月12日对葛浩文进行的一次电子邮件采访中,他说了一句有点难以理解却泄露玄机的话:“说到出版商的编辑工作,我很难想象有哪个作家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中被删减。”

      这句话有何涵义?我们来看看他2007年翻译出版的姜戎(生于1946年)的小说《狼图腾》。英文版中,读者不会注意到那篇冗长的、在德国人看来带有法西斯语调的后记被删掉,也不会留意那些对汉民族性格繁缛的描述。博文广识兼具民主意识的读者不会欢迎这一冗长的思想论调。是不是美国的编辑在未征求译者意见的情况下,删掉了葛浩文全文译文的某些部分,就像德国编辑以相似的方式删掉德文版的很大一部分那样呢?对此我表示怀疑。

      葛浩文不需要编辑告诉他,小说翻译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可以促成这部译文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成功。也许他只用了头脑中的几把“剪刀”就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即民主、文学和美国伦理观。

      葛浩文摒弃了逐词翻译的方式,以段落为单元进行总括式的翻译。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想,若不是按字数付稿费的话(中国的行业规则是写的越多,报酬越多),或不是为了品味不那么高雅的中国图书市场就急写出来的话,这部中文品会成为什么样子。从这个层面上看,葛浩文既是译者,也是作家的编辑,可以说是一个“联合创作者”。他说的“忠于原文”是一种对文本内部观点的忠诚姿态。他通过翻译传达的不是中国作家的想法,而是他自己对这些想法的再造,这种再造既有其长处,也有不足。

      莫言(生于1956年)是一位快速写作者,他仅用43天就写出了作品《生死疲劳》(英译《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这部作品的德文版(德译《Der Überdruss》)共计960页。一个好的德国作家创作这种长度的小说至少需要3年,好有充裕的时间去避免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的形式缺陷:如错误的时间信息、混乱的人物编排、不合逻辑的情节发展等等。面对这些缺陷,每个译者必须找出解决的办法,否则就会被出版商或者读者认为不具备翻译这部作品的能力。译者要比作者本人更了解手中的这部作品。

      那么英文版的《狼图腾》是否可以算作原版作品的翻译?不能。这个英文版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群做了一些积极的改动。这部小说本身是对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作品的粗劣模仿,姜戎(原名吕嘉民)曾在文革期间保存了一些杰克•伦敦的书,使其免遭烧毁。姜戎的意识形态映射了像《白芳》(White Fang)等小说中透露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这种意识形态在一个强调合作而非强者生存的全球化世界中显得无比陈旧。

二、译作的发行

      《狼图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来探讨译者、作家、和出版商各自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作为译者我们并不依赖于作家,而是他们反过来依赖于我们。作家无法通过出版作品破坏我们的名声,而我们却可以通过欠缺的语言驾驭能力和对翻译理论的无知——而非通过错误的翻译,尽管这一点无法完全避免——在公众层面对他们造成破坏。著名的中国戏剧翻译家和专家白芝教授(Cyril Birch)曾说过,翻译不是“刺激和折磨”。翻译是一种目标严肃、有意为之的冒险。葛浩文的目标是一种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文学,他也借此谈到了翻译者追求的那种满足。我们再来看一段引自《China Daily》的话:

      “当我意识到自己忠诚地为两位“顾客”服务后,这种满感驱使我继续将中国的小说翻译成可读性强、平易近人、甚至适应市场需要的英文书籍。”

      在《China Daily》的这段采访中,他甚至更将翻译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始终处在创造性和准确性的矛盾之中——诠释为一种生命本身的需要:

      “有时候见到一部非常吸引人的作品,内心就会被强烈的、把它译成英文的渴望占据:也就是说,翻译是我生命的需要。”

      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葛浩文的翻译如此成功。在此期间,他的翻译已经变成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编辑的标尺。当出版商决定将某部中国作品译成德语的时候,他们有时甚至不把翻译任务交给一个德国汉学家,而是找到英语专家,让他们把作品的英文版译成易懂的德文版。这造成了两个后果:

      2009年初开始,《狼图腾》被出版社在德国报刊上被冠以“全球畅销书”的名头进行宣传。尽管这本小说刚刚才在德国出版,但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它的有声读物!在封面内侧和书中前言里都说,这是一本“有史以来被最多人阅读”的小说。德国拥有悠久的图书批评史,像这种高调评价的小说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著名的德国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推荐的。而《狼图腾》的评价却来自于三位卖书的售货员。她们都是女性,因为德国主要的阅读群体是女性,她们也乐于知道其他女性的想法。

      197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另外一部作品在德国被如此宣传过?从没有过,甚至我编译的《鲁迅文集(六卷本)》也没受到过如此高调的称颂,而《狼图腾》中狼和羊的主题以及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都是从鲁迅(1881-1936)那里借用过来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翻译和出版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在德国,出版商译者和书籍插图画家是密不可分的。德国70%的出版物是翻译作品。德国人喜欢读故事,而德国作家却很少再写故事。作家们只创作品味高雅的文学,作品只绕着一个人物、一个细节或者一个时段展开。要是还有哪位德国作家在写“叙事性小说”,他的书就会被贬损为“大部头”。典型的德国读者喜欢在旅途中读又厚又沉、缺少价值的长篇大作,以作消遣,也省去再带另一本书的麻烦。

      出版《狼图腾》的Goldmann出版社专门出版这种“大部头”作品,所以德语版的《狼图腾》也是体积庞大、重量惊人。书中的印刷字体大到让你不用眼镜就能读下去。对普通读者来说,封面上那双狼眼有什么涵义?它无非是在传达某种信号:我们这本书是消遣读物、它不是阳春白雪,但引人入胜,特别是令人熟悉。那有多熟悉呢?德文版的书名让人想起过去美好的阅读体验。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杰克•伦敦的小说长大的,70年代的那部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视剧曾让我们兴奋不已。因此他们给这本书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像杰克•伦敦的小说。

      现在在中国有种现象很普遍,就是把相同的故事稍作修改,重复讲述。看样子这种东西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市场。有人告诉我,在中国,相继有42个人模仿姜戎,纷纷出版了自己撰写的《狼图腾》。

      这种行为被人们称作“山寨文化”,用以描述假冒或模仿他人产品的现象。

      由此看来,葛浩文在此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通过对《狼图腾》出色的翻译使它成为一本畅销书。可以说是他一手造就了这本全球畅销书:他让读者看到,如果书的原作者能用更为沉稳的风格、更加深入的思考写作品,少把问题简单化、少做道德文章的话,他本可以实现的创作水准是怎么样的。当然国际畅销书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学。

三、语言是艺术还是破坏手段

      译者依赖于编辑和出版商。这不完全是薪酬的缘故,而更多与出版有关。葛浩文凭借他大量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为德国译者设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在德国就有“葛浩文现象”之说:无论这位美国教授翻译了什么作品,它们不久后都会在德国翻译出版。作品要么是从英文译过来的,翻译过程被“由某某翻译成德语”这样的标签所掩盖,或者被德国出版商当作德文版校对的参照利用。虽然《狼图腾》的德文译者很出色,并且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但他们的工作成果还是被自动删减了,因为美国版的译本无意中已经成了德译本的基础。或者编辑们会在诗中添加原文没有的标点符号,比如2005年出版的翟永明(生于1955年) 诗歌德译本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而根本没人向作为诗集译者的我征求意见。

      要是译者在翻译伊始就明确拒绝让编辑进行删减呢?这种情况下合作也许很难实现。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当我的专著《中国古典文学史》译成中文、马上要出版的时候,北京的译者和上海的编辑却因为文字风格的一些细节问题闹翻。译者决不允许编辑删改他的译作,而编辑也不允许翻译中出现“让人无法理解的文字”。最终这本书没有出版。

      德国的中国文学译者通常情况下都是学汉学出身,没有专门研习过翻译,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对德语这门丰富而复杂的语言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说错、写错的德语随处可见,甚至连教授犯这样的错误都可以被容忍。但是错误或者不准确的翻译会危及到作品本身,尤其是诗歌。

      中国的小说作家在美国很成功,在德国却不是。莫言在德国从没像在美国那样受人瞩目,我想不起哪个德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像他这样的作家,作品几乎很难在重要的德国报纸上被评论,尽管这些报纸每天都会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书评。这些报纸的读者都是对文学要求不高的普通人。为什么会这样?只能说,当代中国作家的文体风格无法令人满意,我们只能看到平淡的故事情节再加上老套、品味平庸的叙述。我觉得造成这种弱点的原因在于中国作家不会外语,无法读到经典著作的原文。翻译在中国不被尊重,中国作家也很少把翻译看成他们必然要接受的任务。在德国却不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的德国文学是否出色,但我想提醒大家,人们把翻译的伟大时代也看作文学的伟大时代。从德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那个时代与1949年以前全然不同,没有好的翻译,创作沉陷于意识形态的窠臼,拙劣的译作比比皆是。当然也有例外。

      那么有没有一部好的中国作品或者文学类型可以在德国的文学圈内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中国当代诗歌令人惊奇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受到人们关注。几乎每个1979年以后的中国诗人都在德国出版过一两本诗集,然后受邀来德国访问,得到广大读者的拥戴。看起来,中国的小说家在美国很吃香,而中国诗人却在德国得到关注。为什么?难道诗人真的比小说家要好?或者德国的诗歌译者不仅在纯文学领域内好于他们的德国同行,而且好于他们的美国诗歌界同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德国有很好的中国小说译者,比如高立希(Ulrich Kautz)、马海默(Marc Hermann)、卡辛•哈塞尔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等人,不过他们还是依赖于美国的图书市场,因为德国的出版商都是从美国而非中国那里得到版权!所以出版社不会去问德文译者应该翻什么,不应该翻什么——从美国来的推荐才是出版商奉行的准则。这在诗歌翻译中是个例外,因为诗歌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来支持。译者需要自己去发掘诗人,找出版社,并且经常会和他想介绍到德国的诗人建立较紧密的关系。“文学之家”这种传统机构在德国随处可见,因此,中国诗人经常会和他的译者一起,通过这些机构走遍所有德语国家,卖他们的新书。

      中国诗人需要翻译,需要比小说家更多的翻译,因为后者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找到大量的读者。过去德国出版社的版权费用和文学中心的报酬支持了许多中国诗人。诗人杨炼和多多的作品当然也被翻成了英语。虽然他们在英语国家生活了20多年,他们最多只能说非常蹩脚的英文。他们无法和自己的英文译者一起工作或者对翻译进行检验校对。他们能做的只是相信他们的译者能把工作做好。这就是我说的依赖性。在德国他们则幸运得多,他们有好的译者,也因此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好诗人之一得到承认。德国的《金特勒文学百科全书》第三版在显著的位置上收录了两人的词条。

      我不知道杨炼和多多在英美国家中是否也有相似的地位。这也许和其英文译本有关,而这些译本大多数都很糟糕。我在这里没有谴责谁的意思。当文本非常复杂、以至于你无法辨明作者意图的时候,翻译中就会出现错误。有些英文译者并没有真正具备驾驭自己语言的能力,他们也看不到一首诗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翻译杨炼诗歌的时候,一些译者会把诗中最微小的部分强分开来。这无论在诗学上还是语义学上都毫无意义。杨炼说过,他的诗在另一种语言中一定是另一种自成一体的诗,并且应该成为异国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些英语翻译显然没有达到诗人的这种期望。

      杨炼要求的是不是太高了?我宁愿说是,而不想对译文进行过分批评。译者很难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乐队中的独奏家,以我为主地阐释演奏的曲目。但我仍然要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象征手法,有时候这套东西甚至无法在德语中找到对应。所以我时而被迫自造一些翻译语言,听起来没有德语的味道,有时甚至生硬造作。

      杨炼的看法其实并不罕见。澳大利亚诗人穆雷(Les Murray,生于1938年)比他还要特别。穆雷的德语译者要克服很多困难,才不至于让他的德文翻译有时候读起来像一派胡言。 独坐于书房,埋头于字典中,怀揣着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这种传统的翻译方式遇到晦暗不清、排斥而非吸纳读者的文本时是行不通的。译者需要诗人的帮助。但是诗人是不是愿意把话讲明白呢?不总是这样,而即使是,也不是在每个方面都可以。可是出版商和读者很少会想到这些。在他们看来——有时中国的一些诗人也会持同样看法——译者就是一架机器,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尽可能好的产品。原作者才最重要。我不知多少次在文本末尾的小括号或者那几个小字中才能再次找到自己的名字,而那些文本可都是从我的笔尖流淌出来的啊!对于译者来说,有没有一条出路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也只有在他功成名就、时日不多的晚年才可能吧。 德国有很优秀的翻译家,他们已经七、八十岁,他们的成就甚至可以和最伟大的作家们匹敌,得到很多奖项和承认。但这也只是适用于流行语种的译者。德国永远不会把奖项颁给像史华慈(Rainer Schwarz, 译著《红楼梦》)、德博(Günther Debon,唐诗译者)这样出色的翻译家。我们可以为此惋惜,但莫不如翘首期盼有一天幸运女神能眷顾葛浩文教授,使美国的翻译史翻开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