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文化记忆 红卫兵道歉:民间忏悔能否上升为国家反省?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 图片来源:www.infzm.com,作者:王友琴

2010年秋天,一些原红卫兵的反省和忏悔引起了不同媒体的关注。社会评论家潘多拉提出,这种个人的自省能否扩展到整个国家层面?

  近段时间,《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了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红卫兵,今年60多岁的申小珂等人,向当年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今年87岁的程璧老人致信道歉,以及原北大附中学生、红卫兵向该校退休教师道歉,原北京矿业附中学生、红卫兵向该校退休教师道歉之事,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40多年前,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些十七八岁的红卫兵,怀着狂热而盲目的激情,以残忍、暴虐的手段批斗、殴打自己所在学校的教师和领导(据统计,在北京地区,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人道灾难。今天,他们中的少数人,终于跨过那一段沉重而耻辱的历史,公开向当年被他们侵害、侮辱的老师道歉,这种良知的自我反省和灵魂的 自我救赎,无疑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他们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向老师道歉的,他们也知道,道歉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名声或利益上的好处,他们的道 歉已经上升到了“忏悔”的高度,从而具有了一些宗教的意味。在向来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情绪的中国,这种宗教意味尤为难能可贵。

  一个人为自己以往犯下的罪错沉痛忏悔,并向被自己伤害的人真诚道歉,这样做之所以颇不容易,原因主要在于,忏悔和道歉意味着对自己那一段历史的否定。而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否定自己在那段历史中作出的选择,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十分痛苦的。当年不少红卫兵都批斗、殴打过自己的老师,但时至今日,公开向 老师道歉的却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仍然装聋作哑,讳莫如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多数没有道歉的红卫兵看来,在“文革”那样一个疯狂混乱的年代,红卫兵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犯下的罪错也是社会的罪错,所以,他们不必专门为自己的罪错忏悔,不必特别向被自己伤害的老师道歉。

  个人常常把罪错归咎于社会,这大约是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保护的本能。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红卫兵中的少数人向当年被自己伤害的老师道歉,在当下中国,这种发端于个人道德勇气的民间忏悔,要想推动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反省,还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实质性的困难。

  国家层面的反省是一种集体忏悔,它代表一个国家、政府或执政党,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以国家、政府或执政党的名义犯下的罪错忏悔,并向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因国家、政府或执政党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比如,1970年12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来到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达对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犹太人的沉痛哀悼。这是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跪”,为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又如今年4月7日,俄国总理普京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二战期间,前苏联军队在卡廷森林杀害了2.2万名波兰军人),他右膝跪地,俯身将玻璃缸轻轻放在纪念碑台阶下。普京的这一下跪,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出比较真心的反省”。

  德国有“勃兰特之跪”,俄国有“普京之跪”,中国能否也通过类似的“经典动作”,郑重宣示以国家、政府或执政党的名义进行国家反省和集体忏悔?如果进行国家反省和集体忏悔,中国不但应当向“文革”中惨遭迫害的亿万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道歉,而且也应当向“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道歉;不但应当向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的两三千万国民道歉,而且也应当向上世纪国共内战中非正常死亡的两三千万国民道歉……

  道歉是为了寻求宽恕,忏悔为了达成和解,但是,宽恕与和解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全面公开历史和事实的真相,充分表示“尊重历史,共创未来”的诚意。无论是“勃兰特之跪”之后波兰对德国的宽恕、“普京之跪”之后波兰对俄国的宽恕,还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北双方的和解、南非种族和解运动促成的白人与黑人的和 解,在道歉方与宽恕方之间,以及实现和解的双方之间,人们就历史和事实的真相都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不会再纠缠于历史的是非功罪、事实的真伪曲直不能自拔。 然而在中国,对“文革”惨痛教训的认识远不彻底,对“反右”运动的否定还带着“光明的尾巴”(有几个“右派分子”没有平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仍然 被认为主要是天灾而非人祸,对于国共两次内战为何均未能避免的原因,至今仍然缺乏客观、积极、富有启发的分析。

  归根到底,中国迟迟不能完整地呈现“文革”、“反右”、“国共内战”等历史问题的真相,是因为执政党坚持认为,他们的执政合法性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历史的必然性”。执政党担心,如果完整呈现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比如充分披露毛泽东的错误),很可能会削弱甚至否定“历史必然性”,进而削弱甚至否定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由于难以创造更多新的执政合法性,出于自我辩护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为避免执政合法性资源大量流失,中国的执政党将很难完整 呈现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如果不能像南非那样设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中国也就难以在国家层面形成集体忏悔和道歉的氛围。

  虽然从红卫兵道歉到“国家道歉”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但是,红卫兵道歉终究迈出了中国民间忏悔的第一步,显示中国人同样具有忏悔的情怀与和解的潜质。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只要中国的民间忏悔越来越多,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大,就能够推动国家、政府和执政党逐渐产生并强化集体忏悔意识,最终以国家反省的名义,向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所有被侵害、被侮辱的公民真诚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