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杜耀豪——电影制作人

杜耀豪和演员金孝珍
© Tobias Koppe

在杜耀豪看来,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游走是他艺术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位新晋导演来说,德国电影的未来正是体现在跨国性之中。

杜耀豪(Dieu Hao Do)出生于中国移民家庭,在下萨克森州的施塔特哈根市(Stadthagen)长大。2011年开始,他在康哈德-沃尔夫巴贝尔斯贝格电影大学(Filmuniversität Babelsberg Konrad Wolf)学习导演专业,德国心态与亚洲文化在他的电影中相遇和碰撞。2016年1月,在萨尔布吕肯市举办的第37届马克斯·奥浦休斯电影节(Max Ophüls Preis)上,杜耀豪导演的电影短片《世界尽头》(At the End of the World)进行了全球首映。电影里激烈而混乱的香港街头巷战中,韩国游客露西安娜(Lucianne)和整日做白日梦的德国人奥斯瓦尔德(Oswald)相遇相识,并且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感性的日子。

为什么您的新片《世界尽头》邀请了一位德国舞蹈家和一位韩国女演员在香港拍摄?

我早期所拍摄的一部电影,也就是《何处灯光闪耀》(Where the Lights Shine Low,2011),就是请金孝珍(Kim Kkobbi)和克里斯蒂恩·诺沃帕乌洛夫斯基(Christian Novopavlovski)担任的主角。而《世界尽头》之前的那部《末班车》(Der letzte Bus,2014)也是与这两位艺术家共同完成。与他们的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拍摄《世界尽头》的时候,我只有两三页的拍摄大纲,其余的部分完全是在摄制的过程中即兴产生的。扮演德国人奥斯瓦尔德的克里斯蒂恩是我在德累斯顿生活期间结识的。我们有相似的幽默感和好奇心,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为即兴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扮演韩国人露西安娜的孝珍是我2010年在香港认识的。当时她被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提名为最佳女配角奖。孝珍和克里斯蒂恩身上体现了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可以说他们是我的延展:孝珍代表了我身上的亚洲部分,而克里斯蒂恩则体现了我的德国部分。

在《世界尽头》中,露西安娜和奥斯瓦尔德用三种语言交流。这种跨文化元素对于您的影片创作有何重要性?

我一直对不同的语言敏感而好奇,并且意识到,我可以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对此加以处理。在我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触碰不同文化,并且用某种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当我身处亚洲的时候,我能够全新地看待德国,而当我身在德国的时候,我会对亚洲有很多感悟。身处于一种文化中时,我就能感受到另一个文化对我的牵引。不同文化的许多层面都是千差万别的,甚至完全相反。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切入点,电影或故事便是由此开始叙述的。此外,香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的“远方的家”:一方面,粤语是我的两个母语之一;另一方面,是由这个城市自身的身份认同所决定的,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影响的混合体。两个端点既非常灵巧地结合在一起,又处于抗衡之中。对此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今后您的电影创作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在德国电影界,您认为您将在哪里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我在过去几年里拍摄了几部纪录片,例如2013年的《布本尼克》(Bubenicek)和《许惠1914》(Hua Hue 1914),但现在我主要把注意力放在故事片上。因为这样我有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讲述自己所构思的故事。 之前我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创作型电影人。我只是想,我要做电影。但是,慢慢地让我觉得,要让人们从我的电影中看到谁隐藏其中,这点非常重要。画面和场景的某些微妙之处将让人们感觉到是谁决定着一切。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风格问题永远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即如何讲述故事。这首先也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我不认为我的电影是“跨文化电影”,我更倾向于将它们归类为“跨国电影”。这样的话,我能够有更广泛的切入空间,也可以在电影领域里更长远地进行深入。像费斯·阿金(Fatih Akin)、李安(Ang Lee)或者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之类的电影导演经常谈到有关跨国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打破人类思想的边界是电影的基因所在。任何争论和碰撞都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某一种文化或某一门语言之中。我希望德国电影也是如此。这样的话德国电影业才会有更大的潜力。当然,这样的发展是要假以时日的,但是它会在我们这一代就得以实现。为此,既要有讲述这些故事的电影人,也需要有观看这些电影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