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公共空间 小镇上的公共交往

临涣茶馆
临涣茶馆 | 版权: 赵亮,图片由微图提供

通过对自己故乡——上海市郊崇明岛上庙镇的观察,作者维舟谈中国乡土活跃的公共交往。

  长久以来,在我的记忆中,老家一直延续着农业时代的生活节奏:菜场的早市每天5点开始,为了适应这种乡村生活的时间安排,镇上超市营业时间也从早晨6点到下午5点;菜场几乎是人们公共活动的中心,有时熟人在那里相遇后能站在喧闹的人群中聊上很久。午前市场消散之后,人们便回到家里。夜间则尤其冷清,日落后小镇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变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这几年来每次回乡,我逐渐注意到在这种看似稳定不变的乡村生活结构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人们开始更乐于利用新出现的公共空间来进行日常接触。这一变化始于两年前镇上“文化活动中心”及其附属广场的落成。

  这个活动中心为人们的相互交往提供了便利,只要喜欢,他们可以来这里下棋、看电影、健身、打羽毛球,这个宽广的场地也受到玩轮滑的孩子们的钟爱。每到黄昏更是热闹,因为总会有不少人来这里散步,有跳广场舞的、也有专门来看别人跳舞的。在有专场文艺汇演的日子里,广场上总是挤满了人,许多人是从家里带了小板凳或折叠椅来的。节目通常是各乡镇的巡回演出,多是舞蹈、流行歌曲或小品,似乎不论什么节目,台下的人们都十分专注——自然,更切近他们生活感受的沪剧与崇明方言小品,看得出来是他们尤其钟爱的。听说此前宝山区沪剧团曾来表演,且大受欢迎,四乡八里来围观的人很多。

  来的人多了,带动起来的人气又吸引更多的人,因此“到广场去”渐渐变成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成为时髦的新生活方式。每逢广场上活动多的时候,人们往往要到夜间9时许才渐渐散去,这又鼓励了镇上的许多店铺营业到更晚。有些小餐馆甚至到深夜10点多还有人在聚谈,这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惯于在家门之外与人交往,就像我妈说的,“否则这些餐馆办给谁吃?”

公共活动的兴衰

  在1980年代,村里人公共活动的中心是社场,但那是收割打谷的时候才聚齐的特定场所;镇上原也有一家茶馆,还曾开办过电影院和录像厅,然而它们都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家庭影像设备的普及而早已歇业。除了必不可少的赶集之外,近十几年来村镇上人们唯一活跃的公共活动形式竟然是打麻将。

  学者彭一刚曾在《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992)一书中说,传统中国村镇中,“公共性交往活动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在聚落形态中,有相当多的村镇根本没有可供人们进行公共活动的广场”,他认为,“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属于内向型的中国人所主要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家园”。的确,以往村镇上的许多活动,即便具有公共交往的性质,也常常都是在私人领域中进行的。居民的家宅可能会临时充当餐馆、论坛、活动室,甚至影剧院——村里最早没几户人家有电视机,那时村里不少人都会去别人家院子里看电视。在那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并不清晰,而是相当模糊甚至交叠。

  另一方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之后,村里原本仅有的公共生活也解体了,象征着集体劳动、存放着收割机等集体财产的社场,已在1990年代倾圮,最后夷为平地。正如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说,到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公共事务”的状态。与其说人们没有公共交往的需求,倒不如说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推动形成一种活跃的公共生活,更缺少一个场所可以容纳这种日常接触。

可能的未来?

  因此,新的文化活动中心和广场的出现,可说是具有特殊意味的新事物。它赋予小镇及邻近村庄的生活了一个“结点”,使人们的社会交往走向结构化。借用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著名的观点,这样一个场所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不夸张地说,它的空间设置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日常活动、交友和社区内组织形成的模式。显然,在没有广场的情况下,广场舞和许多文娱活动、社会接触都会变得不可能。

  在以往的认识中,“公共空间”通常被默认为是内嵌在城市生活结构中的,例如咖啡馆、剧场、论坛……而这些很少在乡村社会中出现,似乎村镇中的人们都是在熟人的眼皮底下过着沉闷的生活,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生活。但至少,在眼下中国的城镇化浪潮中,随着一系列新公共空间的建立,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那促使人们更多走出家门,到公共场所中去感受新的生活方式。

  在我家乡——上海市郊崇明岛上庙镇的这一幕,从大处来说,或许正是中国的村镇在生活节奏上逐渐脱离乡村而向城市靠拢的缩影,也意味着草根的中国社会也被激活起来积极去拥抱公共生活,那不再只是节假日期间的特殊经历,而正成为一种生活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