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墙 没有围墙的公共领域

Warsaw

人们常抱怨欧洲缺少“公共领域”,事实上,具有活力的公共领域是存在的,虽然它非常脆弱,而且与我们想象中的形式不同。

  每当提起欧洲的公共领域(或译公共空间,意即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Öffentlichkeit概念,他用这个词主要是来表达:“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达成一定共识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论辩过程所组成的沟通网络,在这里,沟通之流以一定的方式加以酝酿,进行过滤与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公共舆论”。),通常会唤起一些与时代不符的想象。人们会想到议会以及议会里激烈的讨论、想到小组讨论,还有脱口秀。这些情况下,大多是由长者权衡利益,争夺有利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惯常想像中的公共领域活跃分子也是对政治很感兴趣的人,比如阅读报刊的热心读者。

  与这种想像相比,欧洲的现实却令人失望。只有为数不多的专家小组密切关注欧洲议会上的辩论,那些跨国多语种媒体也只能将信息传递给少数人。这里缺少的是一个能够探讨各种问题的公共论坛。虽然铁幕已然不复存在,但是语言障碍仍然存在。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里(译注:莱布尼茨语,这里有调侃的意味。),为了能够了解欧洲大陆的多样性,每一个欧洲人除了母语以外,应该也掌握了一门罗曼语言和一门斯拉夫语言。但是,这种理想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只是一个美好的梦、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罢了。就算这个理想能够实现,文化差异也不会消失,这种文化差异使欧洲一方面魅力十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互相理解的难度。

在酒吧和廉价航班上

  但是,总是一腔怒火去比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未免也太过于耍小聪明太轻松了。欧洲公共领域的进步往往被轻率地忽略,而这种进步是真实存在的。欧洲各国公共领域形成于18世纪,在大量不同的公共领域中形成了欧洲共有的公共领域,对此能够想像的是:数百万观众、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热心粉丝、每天在廉价航班上相邻而坐的数千位乘客——他们为了一场音乐会或一场派对飞向完全陌生的城市。

  廉价航空与长途汽车对欧洲人互为相亲相近所做的贡献至少和欧盟的各个机构一样大。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可以去乘坐柏林至华沙的快客,或者去柏林贝戈海因电子乐俱乐部(Berliner Techno-Club Berghain)排个队试试。来自欧洲各地的老老少少在这里融洽相处、建立友谊、讲述着自己经历的故事、交流着自己的经验与好点子——下一次这样的盛大活动可能在哪里举办?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坐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畔的希欧福克城中酒吧,你就会看到一个共同的欧洲,这个欧洲比政界演讲中的欧洲要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支离破碎且更为粗俗,然而欧洲在这种脆弱之中却显得更为活力四射。

  在各国的公共领域当中,与欧洲相关的话题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关于拯救欧元、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难民政策还是移民问题,这些都是欧洲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国家都在讨论的话题。公共领域的关注点并不是固定的,只在较低的程度能够形成共性,但是如果是关于公民权遭到侵犯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引起公共领域的关注。毫无疑问,拆掉围墙的欧洲并不是意味着所有人要像1989年11月9号那样兴奋相拥。如果要理解欧洲的现实,那么就必须放弃那种和谐理想。每一个问题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不同的意见,而是无法达成统一的观点。因为争论能够确保公共领域的生命力,所以没有理由为此而担心。

一代欧洲人

  1989年是欧洲的革命之年。自此,一代可以独立自由旅行的人成长起来。一方面工作移民的现象出现,他们勇敢且费尽心机过着清苦的生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促进祖国和工作所在国之间的理解,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这两个国家。此外,旅游业、边境商贸和对派对的热衷使每一个国家开放起来。还有那些跨境公司、无数跨国婚姻与伴侣以及为了事业而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工作的学者,我们可以总结出多个群体。而对这些群体来说,共同的欧洲这一概念早已是司空见惯。这些群体能够在未来成为领军人物,他们将抵制那些尝试在欧洲重建边境、限制迁徙自由的行为。

  但是,欧洲各处的确也有很强的反对势力、反欧洲理念的煽动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存在主要证明了欧洲统一取得的进步对一些人来说带来了多么强大的挑战。东欧民权者之间的团结、欧洲精英的欧盟计划以及欧洲经济大变革之中都出现了冲突的情况。这些冲突既不是宁静安逸的,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它们看上去活力四射、激情澎湃。即使是那些最短视的人也不会忽视这一点。这比理智看待1989年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