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北京的中国当代艺术 从圆明园、宋庄到798

圆明园群像
圆明园群像 | 摄影:胡敏

北京的798艺术区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艺术兴旺发展的代名词。许多现在作品价格昂贵的艺术家早在20多年前就在"荒凉"的圆明园艺术区开始了他们的艺术生涯。

80年代的圆明园

  对于已步入理智之年的中国人,不少人对八十年代怀有乡愁般的感情。那时文革刚过去,人们探讨遗留的伤痕和罪责,真诚之余,也不乏闪躲和禁忌。改革开放让经过风波的人将信将疑,而没有多少历史负担的年轻人,则有了一定的空间,尝试别样的生活。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陆陆续续入住圆明园的福缘门西村和北京大学附近的挂甲屯一带。他们大都是搞艺术的,方力钧、栗宪庭、王音、田彬(师若)等人开始在这里租房,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无非是找个便宜的、环境不错的地方呆着。圆明园的废墟处于北京城的西北边缘,本身就隐藏了中国通向现代的许多往事。当时,那一带既没有人声鼎沸的中关村科技园,也没有日日拥堵的四环、五环路,是地偏清静的学院区。附近的北大、清华为这些零落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不仅提供了饥渴求知的氛围,也提供食堂,澡堂,课堂…… 

  他们大部分是60年代生人,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在他们眼中是“迷人的远方”,是自由艺术的“水泊梁山”。这些人中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不服从国家分配,甘愿以“盲流”身份驻扎圆明园。由于“户口”管制相当严格,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合法居留权。这些最早的“北漂族”只能寄宿,或偷偷摸摸地租私人的房子,免不了搬来搬去。他们在杂乱的斗室听歌剧广播、崔健的摇滚,冬天点蜂窝煤,用室外的水龙头刷牙洗脸。找闲着的朋友当演员拍戏,床单剪个洞就能当戏服。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北京的贫富差距那时还不大,大家不论来历,经济上都差不多一样——捉襟见肘。不少人交房租都成问题,四处蹭饭吃。对于他们而言,艺术跟空气和水一样本质,绝对不会跟钞票联系到一起。踌躇满志和彷徨无措让他们猩猩相惜,相互照应。艺术上也没分什么三六九等,都是不名一文的小混混。他们连无所事事和清谈都带着激昂。经济拮据,但总少不了啤酒、廉价烟、友情和艺术。生活表面上没有根,却是确凿的,无畏的。

  有人说圆明园是中国自由艺术家或者职业艺术家开始的地方,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师若、王庆松等艺术家就是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栗宪庭是他们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教父”,他的“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玩世现实主义”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概括,也曾是理论引导和声援。

  随着时间推移,人越聚越多。有的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熏陶,日后开始艺术创作;有的人根本不搞艺术,不过在圆明园一带厮混,过形式上波希米亚的生活,呼吸自由的空气,毫无畏惧。在一个极端抹煞个性的大环境下,这些游手好闲者,我行我素,过着物质上朝不保夕的生活。吴文光的《流浪北京》(1990)和胡杰的《圆明园的艺术家们》(1995)记录了部分生活状态。掂量圆明园的时光,不论西村、东村,生活本身构成了艺术。从另一个角度说,那是具体环境下具体而单纯的生存。那个时代把他们映衬得既颓靡,又卓尔不群。逃离正常家庭、事业等世俗生活本身,成为带有政治意味的行动。那时,就连抽象画、行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带着浓重的反意识形态特点。

  如今时过境迁,大部分人都回归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活,他们或在艺术上功成名就,或改行,有做买卖,搞影视制作的,有出国或是嫁给老外的,也有的住进了安定医院(疯人院)……总之,很少有人和以前一样意气用事地生活。

90年代至今的通县宋庄

  1995年5月,由于一个所谓有伤风化的罪咎,流传的说法是:一画家醉酒,当众在餐桌上撒尿,圆明园的艺术青年遭到集体驱逐。很多人向通县的宋庄迁徙,方力均、栗宪庭、师若既是最早进驻圆明园画家村的,也是最早迁到宋庄的。所谓迁徙,并非大规模集体行动,只不过,有了低廉、清静,适合创作的地方,朋友间互相通气,介绍一下。

  宋庄位于北京东南郊,大而松散,包括通县的滨河、武夷花园、及散居在县城周边,不像圆明园相对集中。它处于城乡的交界,进城也交通方便,日常消费比城里便宜不少。当然,艺术家购买和租用农民的房屋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初还算方便,后来价格日益攀升,由于土地所有权定义不明晰,还牵扯出过买卖纠纷。

  如果说798以画廊为主的话,那么宋庄则是自由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群落,它不那么直接地面对橱窗,还多少保存自己的庭院和匿名状态,有“半隐”的特点。有人形容宋庄保留着圆明园时期的民间气、江湖气、作坊气,更像一个成本低廉的艺术生产基地。宋庄画家村成立的第十二年,镇政府举办了2007年“宋庄文化艺术节”,这一次,宋庄画家村和798一样得到了官方的正式盛邀。

  来自陕西的师若,独居北京二十余年,先在圆明园,如今在通县。在艺术家、评论家圈子里备受推崇,但是由于展览不多,依旧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问他在两个地方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他认为媒体中传说的“圆明园”罗曼司和“宋庄”传奇都有猎奇的嫌疑,演绎了很多东西。圆明园时代是他的“学习时代”(Lehrjahre),如同歌德笔下的威廉•麦斯特,艺术构成了成长的框架,有孜孜以求和超越,也有无聊、胡闹和沾沾自喜。

  圆明园的时候大家聚到一起,经常聊聊艺术,现在听到的多是艺术市场,分析艺术作品像是在分析股票跌涨。有人批评中国当代艺术是“假大空”,但几个人能免俗。就连类似的批评也被炒作,用于作品升值。艺术市场、艺术学院、官方正在给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提供钞票、名望和职务,将艺术市场化,机构化。公众的认可在师若看来是正常但有害的归宿。我问他们现在关心什么问题,他说:如今策展人把持着主题,他们认为环境重要了,很多艺术家就搞环境,策展人提出全球政治,文化冲突的问题,一些艺术家就像小学生答题一样,做作品。如同清洁工每天扫马路一样,好像艺术家创作什么已经很明确了。我问他打算做什么作品时,师若说清楚自己在干嘛,能养活自己,做点自己想做的作品,里面有真实的情感,具体的东西,就行了。可能的话,把小院子的植物种好,喝点茶。

新世纪的798

  位于城东北的798大山子艺术区如今已经进入旅游手册,成为和故宫、长城并列的旅游景点。1957年建厂时,150多位前东德的建筑师、工程师来华援建,采用包豪斯理念,建造了798等六个工厂。2001年,艺术家黄锐联系了近50户艺术家、画廊、机构,和798工厂所属的七星集团签了短期合同,截止日期是05年底。因为政府计划05年底拆掉工厂,将厂区改建成类似中关村的电子城。到期时,经历了一番风波,艺术家和商人合力,将798作为工业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艺术区不但得以保存,政府也开始正式参与798艺术节,把它变成半官方的活动。

  几年前我同一瑞士收藏家去798,那里还有一种半地下的感觉。工作室多于画廊和店铺。艺术家远离喧嚣,在废弃的工厂,独自创作。渐渐的,798由内部人员才知道的区域,变成众所周知的艺术区。区域里随处可见的“红色波普”装饰不再有什么戏讽意味,而俨然成为一种固定的商业风格。现在798有画廊、工作室、设计公司、演出等三百多家文化机构,此外酒吧、餐馆、服装店、书店林立。每周都有各种展览的开幕酒会,实验戏剧、音乐会、时装和商业名品发布会。

  几年前798每天租金不过0.5元/m2, 100平米的工作室年租金只要一万元。而眼下已涨了五六倍。许多艺术家为此搬离了大山子,在大山子附近的索家村和草场地寻找新的工作室。

  中国当代艺术品虽然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炙手可热,价格不菲,但是能从中受益的艺术家毕竟寥寥无几,最肥的还是搞艺术市场的商人们。商与官把艺术家拓展的边缘一次次纳入体系,并堂而皇之地摆设到中心。有人形容说:798工人来了,农民走了;艺术家来了,工人走了;商人来了,艺术家走了。来往间,总有随波的人,可也有越境者、逾矩者,他们如同蔓生的根茎,衍生到地平线之外,独自灿烂。

关于摄影师

胡敏,1964年生于山东济南,1993年移居北京,入住圆明园艺术村。在那里她开始了她的摄影师生涯并于1993年至1995年间专门记录圆明园艺术村艺术家的生活。从那以后,胡敏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在多种出版物上发表。她的个人展览有:"田野上的孩子"(2007年,美国柯盖特大学文化中心)、"漂流档案"(2006年,北京今日美术馆)以及"孩子"(2002年,北京世方艺术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