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国和德国的音乐教育

青岛南洋国际私立学校的学生上音乐课
青岛南洋国际私立学校的学生上音乐课 | 摄影:李楠,版权:www.icpress.cn

音乐教育在中国和德国有何区别?在中国学习西方音乐是“纯粹的身份象征”吗?慕尼黑的沃尔夫冈•马斯特纳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对话上海的杨燕宜教授。

  在中国和德国,音乐教育存有不同的标准。沃尔夫冈马斯特纳克(Wolfgang Mastnak)博士教授是慕尼黑音乐戏剧学院音乐教育学教授,他在2010年春季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和 音乐治疗学教授杨燕宜进行对话。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杨燕宜女士是研究德国和中国比较音乐教育的专家。

马:杨女士,中德两国音乐教育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在您看来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与两国不同的教育状况有关?一般来讲德国和中国的学校体制有多大区别 ?

杨:音乐课程当然必须要放在相应学校体制的大背景中来加以审视。中德两国 学校体制之间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学校的年级划分和学校的种类。德国基本上是4–4–4制:低年级 ,中年级和高年级。在中国的阶段划分更像是法国的6–3–3制:中学、实用中学和高级中学这样的区分 在中国是没有的。我们有一个总的学校体制。此外还有一个区别是高校入学制度。与德国的高中毕业考试 不同,在中国有教育部组织的高考。与德国相似的是,中国的学校从一年级至十二年级都安排了音乐课程 ,小学每周有两课时,初中开始每周有一课时音乐课,中国的课时比德国要短,每堂课40分钟。这就能产 生差别。当然中国的学校是全日制,学生上课的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马:儿童学前课程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孩子们在哪儿学习演奏乐器?这 些课程是如何备课的——是否跟我们在德国熟知的早期音乐教育一样?

杨:早期音乐教育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虽然知道奥尔 夫音乐教育,但是普遍认为早期的音乐教育和早期学习某种乐器演奏是一回事。早期音乐教育理念中所包 含的在游戏当中发现节奏和音调,以及创造性的演奏等理念在中国还没有被重视。或许在中国人们还没有 像在德国那样意识到,音乐体现的是个人价值而非社会功利。真正符合儿童的早期乐器教育也还是比较少 见的。概括地说:如果孩子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弹奏有难度的曲子,并且在社会上取得成功,音乐教育 才能被称之为是成功的。孩子们在哪儿学习?校外的乐器课程其实是一个相当壮大的经济行业。当然有音 乐学校,也有无数的私人教师。许多音乐学院的在校学生利用周末教授乐器赚取自己的学费。还有为数不 少的高校教师也在私下里开课,这是一份不错的副业收入。假如我们将这个局面同德国做比较:我并非假 设这里的做法是负面的,或许在德国,音乐教育的教育性体现得更加明显,而在中国则是它的商业性,当 然对此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马:许多中国孩子在学习西洋乐器。学习这些乐器到底是一种社会身份的 象征还是出于对西方音乐由衷的热爱?

杨: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当然很多时候身份的象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钢琴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相反许多管乐器——十分没有道理的——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地位很低 。另外必须提及,传统的中国乐器又重新获得了尊敬。我想,我们正在摸索着一种均衡地基于中国传统乐 器和西方乐器的中国音乐文化。一个中国孩子学习钢琴真的是出于对西方音乐的热爱吗?绝大多数情况下 孩子父母的决定起着很大作用,常常这样的决定并非是因为音乐本身。能够弹奏钢琴有时被视为进入上层 社会的门票。尽管如此:好的乐器课程可以大量促进跨越文化的理解力,极大地扩展美学词汇。

马:让我们回到中国和德国对音乐课程设定的不同目标这个话题。如果要 概括音乐课程在德国的目标,首先我们会想到“开发创造力和自由思维”,“常规教育和适应社会文化” ,“热爱音乐”,“培养积极参与公共音乐生活的能力”,以及“丰富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在西方说到 中国,很多人就会想到中国与德国相反,政治的因素在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

杨:我知道这种在西方常常会听到的看法,但是其实它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现 实。事实上当然中国的教学目标是参照国家教学大纲的标准来确定的,并非像实行联邦制的德国那样每个 州可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来自行确定。近年来国内各省获得了一定的编写教学大纲和选择教材的自由度。 上海甚至被树立为样板,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很好的自主的可能性。这也具有试验性。音乐课程的宗旨 与德国类似。中国教育部确定音乐课程的功能为:“提高音乐审美能力”——在中国的概念中它就是音乐 史、音乐理论和普遍的音乐理解。更深化一步就是“发展学生的特殊兴趣”和“发扬民族精神”。此外还 附加如“开发音乐的创造力”和“多元化的教育”。在我个人来看,比起“发扬民族精神”,“发展学生 的特殊兴趣”的问题更多。学校不应该讨好学生,而是应该推广教育,即使这个过程不一定立刻带来乐趣 。教育的价值不应该确定为“乐趣因素”。再说民族精神: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一种乡土关怀,不一定 马上联系到意识形态上。

马:具体的音乐课都有哪些内容?使用哪些教学法?在德国,教学内容总 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方面:音乐表现,即歌唱、演奏和即兴创作;乐理知识,也就是乐谱和音律的掌 握;最后还有音乐史,音乐形式,音乐风格,例如贝多芬或者交响乐。在教学法方面存在两个不同的极端 :一方面是以理论为中心的音乐课,另一面是以艺术性为中心的音乐课。这两种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的教 学法同样存在于德国高校的音乐教学中。

杨:中国的教学内容与德国相似,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中国的音乐课上介绍中 国和西方的音乐知识同样重要,而在德国西方音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我认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是音乐教 师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当然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但是也有不少教师,他们其实几乎不了解所传播的知 识的背景,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正面教学。

马:这很符合我在中国的经验:我见过一些非常棒的音乐课,也经历过一 些非常糟糕的课程。但是类似的现象我在德国也遇到过。学校里的音乐课在某种层面上来看是音乐学院教 育的一面镜子。在德国同样存在非常明显的参差不齐的教学水平。

杨:这当然与音乐教育有关。我想,许多中国教师并不懂他们所教授的音乐。 这里的教育就是不足。所以很多大学生,也就是日后的音乐教师无法将每一门专业知识联系在一起。然而 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高校里的音乐教育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距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过去音乐教 育被归纳在师范学院体制内,多数情况下音乐水准比较低下。

马:这在慕尼黑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在我们学院的印象是,学院对培 养未来的中学音乐教师的艺术要求在降低,我认为这非常成问题。中小学里的学生希望通过他们的音乐老 师得到一幅清晰的艺术轮廓,这是学生们的权利。当然音乐教师必须还要具有教学能力和心理学知识。我 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涉及到心理危险和有心理疾病的、精神上需要特别关怀的学生,然而在某些方面—— 我非常希望这不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我在我们慕尼黑的学院遭遇到的一股逆风。中国在这方面 是什么样的情况?

杨: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的重合地带,这在中国尚未成为一个话题。当然中国 的学生们也会遇到问题。但这被视为正常现象。让我们回想一下文革:孩子们与父母分离,给个人带来巨 大的痛苦。但是集体的命运使得这种压力正常化。

马:当然,集体命运使个人的心理创伤相对化,但是在德国——并且不仅 仅在德国——心理痛苦的现象日渐增多,并导致疾病、暴力倾向或是恐怖行为。这种倾向在我眼里成为了 一个尖锐的问题,而且我不能理解的是,人们为何想要掩饰这种紧张状态。通过课堂教学,音乐可以对此 提供帮助。当然,音乐课不能只是作为一种心理预防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音乐课还涉及对那些天资超 群的孩子的辅导。我知道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他们的水平让我惊叹。在德国这样的结构非常罕见。

杨:这在中国也非常少见。基本上只有在上海和北京才有这样的学校。高水准 源于在那里执教的教师来自于音乐学院、学生始终以音乐学院大学生的水平来衡量自己,并且拥有强烈的 渴望去取得艺术成就、其他的文化课程被大幅削减、大部分学生把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视为职业目标,虽 然这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我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一水准有所下降。似乎是因为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 。艺术理想主义在某些方面在削弱,经济理想和社会身份赢得更多的重要性。

马:价值和重点的转变在德国也是一个话题。恰恰是身处多元化价值社会 的青少年感到不安:经济危机、宗教冲突和对政治的厌倦态度等等,对此学校要相应地调整课程。一直以 来,各种艺术形式对个性的塑造和觉悟的培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全球化进程要求在这一领域有超越国 界的协作。我想,在这一领域德国与中国的合作还将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