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墙 隐形的围墙

封闭式小区,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亚博斯福市;
Foto: Design Pics / Bert Klassen © Picture Alliance/DPA.

在很多国家,富人会在封闭式小区中深居。但在德国,这种小区却一直无法推广,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自20世纪90年代末,封闭式小区在美国拔地而起。当时有很多人非常担心这种小区不久之后将会蔓延到德国的城市。然而,封闭式小区却首先出现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大都市。富人喜欢住在围墙中的高档小区里,这里通常有私人保安维护小区的安全秩序。而在德国则相反,封闭式小区目前仍无法真正推广。德国只有很少的几个这样的小区,例如:波茨坦的阿卡迪亚(Arcadia),柏林市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的马塔斯霍夫(Marthashof)以及杜塞尔多夫的海涅花园(Heine Gärten)。不过,在媒体报导中,它们却经常被视为预示着社会正在瓦解的征兆。德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德国社会的安全感总体上相对较高,富人即使不用生活在围墙内也可以自由自在的过日子;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高度重视公开与公众权利。这也体现在德国的城市空间方面——公开将某些区域用围墙围起来,以至于对公众封闭,这在德国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挥霍。

  民主的城市空间

  将本来的公共空间私有化、砌上围墙,只允许消费得起的人进入,在柏林,这种做法经常遭到强烈抵制。大部分的柏林人将他们的城市视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无论富有与否、无论来自何方、无论何种性别。2014年夏天,柏林人开展了一场市民运动,迫使有关方面就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旧址修建房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公投结果是大部分人选择将这个地方作为大型公园保留下来,并对所有人开放。

  在柏林,整个东柏林城区曾被城墙阻隔了四十年。从此以后,“围墙”在德国首都柏林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字眼。2014年春,在一次探讨城市规划和资本主义的会议中,著名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说:“柏林人对这座城市应有的风貌有着自己坚定的想法。如果有人计划建一座新的高层建筑的话,那么媒体将会就此讨论很长时间。与此相反,伦敦人会等到高楼大厦的数量已经多到数不清的时候才会发觉它们。

  人是一种依赖差异的生物

  著名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03年就在他的文章《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描述了德国城市的区域特点。他随身带着他的记事簿,穿行于柏林街区数月。当时的柏林曾一度是全世界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齐美尔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探究这里的人是如何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发现,大城市的居民不仅仅在忍受都市捉摸不定的生活环境,他们还享受这种生活,甚至从中获益。

  根据齐美尔的观点,人是“一种依赖差异的生物”,人脑中的不同印象快速变化,激发并形成了人的精神意识——“纵横交错的街道以及经济发展、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速率,及其形式的多样性造就了大都市生活人群内心的心理条件。而小城市、乡村更加缓慢、更加令人亲近熟悉、更加均匀流畅的节奏,促成人们对小城市的感官感受及内心生活景象。在精神生活的感官基础方面、在由于我们作为“依赖差异的生物”而必须具备的意识量方面,大都会都与小城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隐形围墙

  齐美尔认为,由于城市里的人必须始终面对不同的印象、观点和世界观,因此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这样人们会更加宽容、更乐于交换思想、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创新。然而,封闭小区将会把城市里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城市生活本身变成一种产品。只有对该产品的使用权加以限制才能够将它推销出去。为此就必须用围墙围住之后再销售。这样做阻碍了一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社会服务的发展。

  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想在德国,实现其他国家只有修建封闭小区才能实现的居住条件,围墙不一定是必要的。新建奢华住宅的销售方式、建筑结构、甚至是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隐形围墙的作用。与传统的封闭小区不同,这种所谓的“都市村”一般并不在市郊,而是在市区,并且间接导致了“都市家宅化”:“都市村”里“内院”静谧、雷同,无法带来任何惊喜。在这样一个情境中,社会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