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国学在德国

衢州博物馆的中文字卷
衢州博物馆的中文字卷 | 摄影:ML

当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听说我计划学汉语的时候,他说,他真得劝我放弃这门学业,汉学可是个“无底洞”。

  当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听说我计划学汉语的时候,他说,他真得劝我放弃这门学业。汉学可是个“无底洞”。就算穷尽一生,恐怕也只能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有些许的熟悉。更不用说我的那些未来的同学了:汉学家们大多是些性格怪僻孤高的同路人,而不是讨人喜欢的人物。我这位最初的导师自己也是他那一代人中为数不多的德国汉学专业毕业生之一,他的这番话只是在重复70年代德国的一个被视为无可辩驳的观点:中国学的研究在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异国的工作,而德国的汉学家们则如局外之人苦度时日。

  这些状况至今已有了彻底的改观。老一代的德国汉学是否真的如其声名一样与世隔绝,德国汉学又是因何机缘焕然一新,这将在以下的德国汉学历史回溯中一一说明。

德国汉学的发端

   “人们用汉学来称呼以语文学方法从中国文献中研究中国及其历史和文化的学科。”慕尼黑前汉学教授傅海波(Herbert Franke)曾在他1953年发表的文章中如此描述“汉学”这门学科。

  确实,老一代汉学就是文本研究学科。不仅仅在德国,汉学家首先要研究的都是古汉语文本和语言学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研究者们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成见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这一成见肯定是有失公允的,因为18、19世纪的早期,中国学都是由相当注重入世实用的人物所从事的:例如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他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私人医生,曾致力于中医的研究。再比如普朗什(Johann Heinrich Plath, 1802-1874),他在1830年发表了关于满洲的标准著作,由于其自由主义思想而常年身陷囹圄。

汉学取得学术地位

  享誉盛高的《中国文言语法》由语言学家甲柏连(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编撰而成,他在莱比锡以编外教授之职教授东亚语言,正如他的前辈一样,他也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这种状况直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1871年)之后才得以改变,1887年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开设了第一个东方语言专业。这个专业定期开设中文和中国国情课,因为驻北京使馆需要翻译。不过,殖民主义的高傲情绪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中国学在大学中成为一门可与其它学科比肩的专业。然而此类研究的学者却不乏其人,比如曾任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的顾路柏(Wihelm Grube,1855-1908)。他著有《中国文学史》(1902年),研究女真族的语言和文字。第一个正规汉学教授职位于1909年才设立于汉堡殖民研究所:出任该职位的是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福兰阁学习过梵文与历史,随后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翻译,多次到中国南方和蒙古旅行。他的五卷本巨作《中华帝国史》最终没有完稿。年届60的他继荷兰人高延(Jakob Maria de Groot)之后接受了设立于1912年的柏林大学汉学教授职位。

德国汉学的繁荣时代

  就职于柏林大学的还有其他重要汉学家,如郝爱礼(Erich Hauer,研究哲学、满洲语言与历史),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tt,研究古汉语、哲学),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研究语言学),佛尔克(Alfred Forke,研究哲学)。在这里就读的后起之秀有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出生于匈牙利的白乐日(Étienne Balász,研究经济史),以及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以及1932年起继福兰阁之后任教的海尼诗(Erich Haenisch,研究蒙古语、满语)。哥廷根和波恩也开设了中文课,此外在科隆和慕尼黑的博物馆里也有了东亚艺术史的研究。除了汉堡和柏林外,莱比锡自1922年起也有了一个汉学教授职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1925年起设立了一个受私人基金会资助的教授职位,初次出任该职位的是儒家和道家经典的知名翻译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在这一时期,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其后再难企及的繁荣时代: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再是中国领土上的殖民国家,这使得其与中华民国的往来变得密切。在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之后,在德国舆论中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怀疑滋长,对东亚价值体系的兴趣日增,从而推动了汉学的兴盛。

坠入末流之境

  这一盛况在1933年之后的年代里,随着纳粹掌权而消失殆尽。重要的汉学家如西门华德、白乐日或来自捷克的夏隆(Gustav Haloun)都被驱逐出德国。在国际上也最有影响的德国汉学杂志《泰东》(Asia Major)在其犹太出身的创办者和发行人申德勒(Bruno Schindler,1882-1964)被迫逃往英国之后难以为继。少数几位留在德国高校的汉学家大多附庸于纳粹统治者。海尼诗是一个例外。他在关于儒家道德的几篇论文中,间接批判了纳粹独裁。他也是唯一一位于1944年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要求释放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德国汉学家,可惜未能如愿。马伯乐为欧洲汉学贡献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战争结束前夕,于1945年3月17日死于布痕瓦尔德。

  在德国城市遭受的轰炸中,许多珍贵的汉学藏书也惨遭毁灭。德国汉学的代表人物既隔绝于国际学界,又因效忠纳粹统治者而自毁声誉,这时的德国汉学沦为毫无建树的末流。

  1945年后,德国汉学几乎无法重返2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1933年后被迫离开德国的流亡者中,包括了一批曾在汉学中引入了革新性研究方法,而之后丰富了当时的美国等地研究界的学者。此外,德国和柏林的分裂也使得汉学研究状况雪上加霜。在莱比锡,曾经一度被纳粹驱逐出汉学系的何可思(Eduard Erkes)于1945年之后又重新任教,而这座城市却陷入了苏联的管制。 

1945年后的重建

  海尼诗离开了柏林,并于1946年担任慕尼黑大学的第一位汉学教授。随后又有几位教授到这里任教,他们在60年代和70年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德的汉学发展:研究中国中世纪和中亚文化史的傅海波,曾以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巨著在老一代汉学传统和新型问题研究之间架起桥梁的鲍吾刚(Wolfgang Bauer),以及著有《中国古今文学通史》的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西德的大学中也新增了更强调专业化的汉学系。例如在海德堡大学,德博(Günther Debon)就以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而闻名,该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东亚艺术史”的教席,而新创立的波鸿大学,除了有一位专门研究语言文学的教授之外,还有研究政治、历史,以及(自1984年起)经济的教授。 

德国汉学研究的缺陷 

  不过60年代和70年代,德国汉学的这种单方面注重中国古代文化的取向,恰恰显得是一种缺陷。按照傅海波的描述,在1967年,当时西德的十三位汉学教授中只有一位是集中从事中国当代研究的。虽然汉堡亚洲研究所(今天的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GIGA)亚洲研究所)创立于1956年,并拥有自己的专业杂志《中国时事》(China aktuell),但是该研究所的工作在公众舆论中一直几乎不为人所知。一方面是美苏两大强国在全球政治范围里的对抗,一方面是“红色中国”(如当时人们所称)的自我封闭,使得着眼于当代的、严肃的中国研究在德国默默无闻。在1968年左右的西德大学生运动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突然成为了令西德左派向往的乌托邦。左派的思想先驱,如当时《指南》(Kursbuch)杂志的发行人、作家汉斯•玛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或汉学家史克尔(Joachim Schickel)将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美化成了一个神话。根本不存在对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的镇压、暴力和摧残而进行的客观性讨论。70年代,局势趋于平和。当时,众多的汉学系也教授现代汉语——部分借助于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的教材。这些教材中的词汇仅限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口号。有些大学生出于对这种泯灭思想的读物的反感,宁愿继续研读中国思想史中较为古老的文本。 

现状 

  从那以后,德国汉学的面貌再一次经历了彻底的变革。这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巨大转变和德中经济关系的繁荣发展所致。在统一后的德国,一种变革了的大学理念也使得中国研究专业不再局限于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甚至一些商会(Handelskammer)也设立了专门的培养计划,这些计划将语言课、国情课与企业管理的知识结合起来。在某些综合性大学开设了“经济汉学”这门专业。而汉学系应“学士-硕士”学科模式的要求进行的改组,也使专业看起来尽可能贴近实践。过去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好像成为了极度关注当代的专业,这样的专业——包括实习和留学中国——让选择该专业的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毕业,并为他们随后在私营企业或者机构里的事业开启大门。 

尚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专业是否还能为顾及传统学脉的研究留出空间呢?对此,在波鸿教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教授海纳尔•勒茨(Heiner Roetz)回答说,“时间是急缺的资源”。他讲述了教师与学生承受的经济压力。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却显得乐观一些,“古代汉语还远没有没落”。她指出,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文言文和古代哲学经典正处于复兴。而事实即是:要求中国研究放弃对历史的反思,就意味着剥夺这门研究的科学品质。只是希望这种见解能够贯彻于所有的决策层面。